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舞蹈，统称为中国古代舞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独特形态和神韵的东方舞蹈艺术。

中华民族古老的乐舞文化，是在各族乐舞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形成的。这种交流，夏代已有了，《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中国舞蹈史夏商周，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后发即位，元年,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周代的六代舞也是各族乐舞的集中和交流。西域乐舞的传入,约在秦汉之际,汉初宫中已有《于阗乐》。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传入《摩诃兜勒》之曲，协律都尉李延年因胡乐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在接受外来乐舞影响下，加以创造发展。班固《东都赋》描写了汉代四夷乐舞齐集洛阳表演的盛况，有东夷的《矛舞》，西南夷的《羽舞》，西夷的《戟舞》和北夷的《干舞》。东汉灵帝好胡乐胡舞，京都贵戚皆相效尤。在汉画像石上有胡人表演杂技、幻术和鼓舞的形象。汉代的《盘鼓舞》，把中原的优美典雅和西域的热烈奔放相交融，形成了汉代舞蹈审美的特征。这个舞蹈在六朝时期就已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才发现在安徽、陕西的民间尚有流传。

中原和西域乐舞交流的另一成果，产生于北朝的征战时代。西晋丧乱，关中人士纷纷避难凉州，带去了汉魏传统乐舞。氐族吕光和匈奴族沮渠蒙逊把平西域获得的《龟兹乐》与传于凉州的中原旧乐相合，产生了新型乐舞《西凉乐》，甘肃敦煌是西凉国都，敦煌石窟壁画记录了《西凉乐舞》的韵律神采。

自南北朝以来北方最重胡舞，隋大业年间的九部伎中，西域乐部占有6部，至唐贞观十六年（642）十部伎中又增《高昌乐》。盛唐健舞《胡腾舞》和来自康居的《胡旋舞》更是风靡一时。出自中亚石国的《柘枝舞》，流传到宋还盛行不衰。宋代的《柘枝舞》与中原的大曲歌舞形式相融合,改变了胡舞的原貌,发展成一种新的民族舞蹈形式。《柘枝舞》可算是继汉代《盘鼓舞》、北朝《西凉乐》之后又一中西乐舞结合的典型产儿，丰富了中国传统舞蹈的宝库。

六、鼎盛发展的唐代燕乐

自周代开始，宫廷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集中和培养专业乐舞人员，重视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影响。

至唐代，乐舞机构有太常寺、教坊、梨园、宜春院等，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乐舞伎人，重视舞蹈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唐代继承了隋朝大一统的成果，既有南朝的清商乐舞，又有北朝的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康国、安国、疏勒等东、西方乐舞，特别是接受了西域各族乐舞的影响，旧乐新声，汉胡交融，促进了唐代乐舞的发展。

从九部伎、十部伎发展到坐部伎、立部伎，以规模宏大的三大舞——《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为代表，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安徐娴雅，有的充满幻想色彩。三大舞可算唐代史诗型舞蹈的创造。真正代表唐代舞蹈艺术风格的，是小型娱乐性舞蹈健舞和软舞。健舞中以《剑器》、《柘枝》、《胡旋》、《胡腾》为代表。软舞中以《绿腰》、《凉州》、《春莺啭》、《乌夜啼》为代表。代表唐代乐舞艺术高峰的是歌舞大曲。唐代大曲是集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借鉴二者之大成。汉代大曲在结构上有“艳”（引子）、“解”(乐段)、“趋”、“乱”（结束部分）等部分。大曲形式在唐代受了西域乐舞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完美，在结构上有“散序”(慢板不舞)、“中序”(有拍起舞、包含“排遍”若干段)、“入破”（繁弦急节的高潮；包括“虚催”、“实催”、“衮遍”）、“歇拍”（结束前的缓板）、“煞”（急促的结束乐段）等，形成完整的表演艺术形态。《教坊记》记载，唐代有46种大曲，其节奏复杂、曲调丰富，结构严密，具有大型歌舞的高级形式。

大曲中有一部分名为“法曲”，富于《清商乐》的优雅情调。法曲中的《霓裳羽衣》被誉为唐代舞蹈之冠。

七、宋代舞蹈及其戏剧因素

宋代舞蹈主要有 3个方面：宫廷队舞、民间队舞和百戏中的舞蹈。

宋代在唐代队舞的基础上发展为小儿队舞和女弟子队舞。

宋代的民间舞蹈十分兴盛。每逢新年、元宵灯节、清明节、天宁节(皇帝的生日),民间舞队非常活跃。《武林旧事》所记的元夕舞队有70种，这70种舞队有许多节目至今尚在民间流传。

宋代百戏中的舞蹈，在军旅中常有演出。《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载，军士化装成假面披发的神鬼、判官等，在鼓笛齐奏，烟火弥漫，爆竹、喝喊声中，表演《抱锣》、《硬鬼》、《舞判》、《哑杂剧》、《七圣刀》、《歇帐》、《抹跄》等，表演者从一两个人到百余人，有的戴面具，有的用青、绿、黄、白各色涂面，金睛异服，两两格斗击刺，摆阵对垒。这些扮演了各种人物的舞蹈，各成一出，又似有一定的戏剧情节的联系。

中国舞蹈中的戏剧因素并非始源于宋代。春秋时的《大武》是表现武王伐纣的故事，汉代的歌舞戏《东海黄公》已具有戏剧的雏形。唐代歌舞戏剧有《兰陵王》、《拨头》、《踏摇娘》。《踏摇娘》已具备了舞蹈、音乐、表演、歌唱、说白等表演手段,由演员装扮人物,表现故事情节。宋代宫廷队舞和大曲中增加了戏剧因素。如队舞中的参军色,又名竹竿子,担任勾队、放队、致辞、与领舞人对话，不但起了报幕人的作用还是节目中有机的一员，对推动剧情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大曲也增加了故事性，如大曲《绿腰》，宋代有《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大曲《熙州》,有《迓鼓儿熙州》、《二郎熙州》。大曲《剑器》，有《霸王剑器》。《鄮峰真隐大曲》中的《剑舞》，包括了两个内容，前半部表现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后半部表现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草书大进的故事。这些大曲都有了较强的戏剧性。

从北宋开始有了杂剧以后，在春秋圣节三大宴的娱乐节目中,仍然是以百戏、队舞、杂剧相间演出,一直到明代中叶，还保持着这种组合形式。它们长期并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中国戏曲中包含的载歌载舞、武术杂技种种要素，与中国古代的歌舞大曲、参军戏、歌舞戏等，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八、元代的戏曲舞蹈和宗教舞蹈

元代的戏曲艺术称元杂剧。元杂剧中的“唱”、“云”、“科”是它的艺术表演手段。三者之中的“科”，主要是做工，包括表情、舞蹈和武功。其中舞蹈有插入性的，如《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4折：“可看俺八仙舞一回你看（八仙上,歌舞科）。”此外，《刘玄德醉起黄鹤楼》中用了民间舞队舞《村田乐》，《追韩信》中用了跑竹马等。元杂剧中这种插入性舞蹈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安禄山的《胡旋》舞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等。元杂剧中的武功技巧，也包含着许多舞蹈因素，如各种器械舞、对打、翻跟斗、扑旗踏跷等。另有一些剧如《小尉迟》中有“做调阵子科”、《马陵道》中有“卒子摆阵科”，这是一种队形舞蹈。元杂剧中其他做工，逐渐演变为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用以表现人物情态,如《拜月亭》中的“正旦做害羞科”，“正旦做慌折惨打悲的科”等。当时的杂剧艺人,还给一些技巧性的舞蹈动作起了名字,如“扑红旗”、“拖白练”、“踏跷”等。

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巫教、道教和佛教舞蹈。巫教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自东汉以来,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大兴，至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一直不衰。东汉桓帝等，祠佛“做倡乐，以求福祥”；北魏洛阳的景乐寺，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南朝梁武帝制“善哉”、“大乐”等,名为正乐,是宣传佛法的。唐代十部乐之一的《西凉乐》中，有《于阗佛曲》，宋代宫廷队舞中有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是宣扬佛教的乐舞。元代以信仰萨满教（巫教）和喇嘛教（佛教）为主，在元朝的宫廷队舞充满了宗教迷信色彩。元代宫廷队舞中国舞蹈史夏商周，共分4队，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宣扬佛法用《说法队》。每队分10个小队。在《乐音王队》的10个小队中,引队是乐队,有两个妇女队,一奏长春柳之曲,一执牡丹花舞，在第10小队中还有妇女作花鞚稍子鼓舞，其余都是男子队舞，扮成神鬼相。在《说法队》中还有扮成八大金刚相的舞蹈。此外,还有《宝盖舞 》、《日月扇舞》、《幢舞》、《伞盖舞》、《金翅鹏舞》，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

元朝最著名的赞佛舞蹈，是元顺帝时创制的《十六天魔舞》，名为赞佛，实为娱人，在宫中演出时只有受过秘戒的宦官才准观看，并严禁民间演出。

九、明清时代的舞蹈

这一时期的舞蹈,大致可分为3类：宫廷队舞、戏曲舞蹈和民间舞蹈。

明代宫廷舞，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缨鞭得胜队舞》。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朝圣队舞》。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清代宫廷宴乐队舞的总名为《庆隆舞》，其中包括介胄骑射的《扬烈舞》和大臣对舞的《喜起舞》。舞的内容是有寓意的，开始乐队站两翼，歌者13人，奏《庆隆》乐章，表演《扬烈舞》，有穿黄画布套者16人，穿黑羊皮套者16人，各戴面具，跳跃扑跌，像奇异的野兽。又上骑竹马的8人,周旋驰逐，像八旗兵。一人射中一兽，群兽随而慑服。这时，《喜起舞》舞队上场，大臣朝服18人，对舞欢庆。

明、清的戏曲舞蹈，是戏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5类：

①插入性的舞蹈,如明刊本《目莲救母》剧中的《跳和合》、《跳钟馗》、《哑子背风》。

②程式化的舞蹈段子，如：“起霸”、“趟马”、“走边”。

③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如水袖、翎子、甩发、髯口、扇子、手绢、长绸等多种。

④刀枪把子。

⑤跟斗。

戏曲舞蹈是在中国古代舞蹈的基础上，又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发展而形成的。它不仅具有中国古典舞蹈的特色，并且保存了中国古代舞蹈的精萃，这对打开中国古典舞蹈的宝库，研究古代舞蹈的发展规律，有着启示性的作用。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因为各民族的生活、历史、宗教、文化和风俗不同，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民间舞。从流传至今的各民族民间舞蹈来看，这些舞蹈绝大多数在明清时期已定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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