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是上古时期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当中均有记载，真实性不容置疑。

自古改朝换代无外乎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和平途径，包括自愿和不自愿的禅让；第二种则是暴力途径，主要是指武力取代。

商汤灭夏属于哪一种呢？

虽然各家史书的记载略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均指出商汤灭夏采取了暴力手段。

比如《尚书》记载说：“汤伐桀，战于鸣条”，《史记》则说“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而墨家的经典著作《墨子》则记载了更为详细的攻城战，说“帝（商汤）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为了攻下夏桀的据点，商汤甚至使用了火攻等战术。

此外为什么夏商周是断代史，在行军路线上，商汤的大军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先是“令师从东方出于国”，接着“升自陑(翻越地势险阻)”，继而“升道渡河(渡过黄河)”，在经历了跋山涉水之后，商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夏军的西面，一战功成。

这些战争细节，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史官，既有源自殷商后裔所作的《商颂》，也有来自晋国魏国的《竹书纪年》、楚国的《清华简》，这也就意味着商汤武力推翻夏朝统治，有着真实的历史素地。

但奇怪的是，这种上层建筑层面的大规模变革，却在考古发现中找不到痕迹。

根据2022年6月对外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研究结论：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在地理位置和延续时间上都和文献所记载的夏都斟鄩相吻合，综合考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和制作精良的出土器物，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斟鄩。

那么这个“中晚期”具体要晚到什么时候呢？

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将二里头遗址判定为夏都，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就是偃师商城的发现。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同在河南洛阳偃师一带，二者相距仅仅只有6公里。

根据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之间，而北京大学利用AMS法测年得出的偃师商城早期宫殿和宫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06至前1538年。

偃师商城第一期既出土了圜底深腹罐、大口尊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物，同时又发现了薄胎绳纹鬲等典型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的典型器物，说明偃师商城是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商处于部落时期的文化）结合后新形成的早商文化（商成为王朝时期的文化）产物。

据此专家组得出两个可见性结论：其一是偃师商城的兴建是夏商分界的标志，该商城的出现标志着夏王朝的覆灭；其二是二里头所谓的“晚期”显而易见指代的正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时期。

偃师商城兴建期和二里头遗址衰亡期在时间上存在一定重合，这也刚好符合朝代更迭时，考古学文化的相对滞后性，即一个朝代灭亡后，其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依然会在新朝代延续一段时间。

虽然二里头作为夏都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考古发现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武装冲突的痕迹。

偃师商城始建时间处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间，换言之，改朝换代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对应这一时期的二里头考古发现了什么呢？

在宫殿区3号建筑（始建于二期）旁，新建了2号建筑，并填平了原本的池状遗迹；在宫城东路建筑群北段扩建了6号建筑；作坊区北墙新建了10号建筑，并新挖掘了2口水井。

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人口进一步增加，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龙形器作坊仍在大量生产，且生产的青铜器具越发精良，但并未发现大量作战用的青铜兵器，已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出土器物多数属于酒器和礼仪用具。

这种和平发展的景象，完全不像是一个行将灭亡朝代的都城，这跟尧都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宫墙被砸、王族墓葬被毁、妇女被辱的末世景象有着天壤之别。

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海涛在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综合梳理时曾得出如下结论：“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

这种一废一兴的差异性，也说明二里头的确没有在夏商兴替之时遭到商汤的军事进攻，它的都邑性质的丧失，完全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先后建成以后自然衰落的结果。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人为选择性地拆除象征王权的建筑，而保留包括宫城在内的其它遗迹。而暴力攻城，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就产生了两种推测：

第一种推测是文献记载错误，即商汤灭夏属于和平演变，是随着商族强盛后，夏后氏主动做出权力让渡，从王权自降为诸侯的结果。

第二种推测是二里头并非夏朝最终灭亡地，故而考古至今未发现夏朝灭亡的种种痕迹。

对于第一种推测，我们在上文已经做了较多论述为什么夏商周是断代史，即商汤武力推翻夏朝的史事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史官，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而对于第二种可能，却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事实上，文献记载的夏商主战场—鸣条，并不在二里头一带。《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夏朝灭亡的痕迹的确另有它地，如此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二里头至今找不到夏亡痕迹的原因。

那么夏朝的灭亡地—鸣条究竟在哪呢？贵州一位教授提出了脑洞大开的设想。

贵州传媒大学教授王某城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公开声称：“夜郎系民族建立的夏朝，远在古埃及……古埃及在中国 公认的可靠典籍《吕氏春秋》中被称为‘鸣条’，‘商汤灭夏，战于鸣条’。埃及遭到来自亚州古中国人的入侵和统治。”

单就王教授的研究结论而言，如果夏朝是古埃及的话，倒也的确能解释得通为何至今在中国境内找不到夏朝灭亡的痕迹。

但如果我们略作思索，就会发现这个研究结论漏洞百出。

首先，没有任何历史典籍称古埃及为“鸣条”，而更多的则是将其指向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一带，而晋南考古发现的东下冯文化，已经被证实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直接传承关系。

其次，商文化的考古谱系，因甲骨文自证材料的出土，已经得到了世界公认，即从河北一带的下七垣文化（先商）发展为伊洛一带的二里岗文化（早商），再到安阳一带的殷墟文化（晚商），脉络清晰。此外，东夷岳石文化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也是不争的事实。很难想象与商、夷存在数百年互动交流的夏族群，会在万里之遥的古埃及。

第三，商汤是如何带领军队横穿整个亚洲，在沿途不留下任何文化遗存的基础上灭掉古埃及的，恐怕是王教授无法解释的“硬伤”。

所以，抛开证据严重不足的“埃夏论”，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回答文章的疑问：为什么考古至今没能找到夏朝灭亡的痕迹？

北京师范大学博导晁福林教授曾对甲骨卜辞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在已知的1.5万条商朝人祭祀先祖的卜辞中，祭祀先公上甲的有1100多条，祭祀先王祖乙的有900多条，祭祀先王商汤的有800多条，祭祀先王武丁的有600多条。

这说明，在商朝人眼中，有着灭夏大功的商汤的历史地位并不是最高的，甚至不如晚于商汤的商王祖乙。除此之外，在祭品使用的数量上，也没有体现出商汤地位的独一无二。比如：“乙未酒兹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再如“庚辰卜，酒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椸示一牛”。

甲骨文中的大乙就是商汤。第一段卜辞告诉我们祭祀商汤所用物品数量和上甲、大丁、大甲都一样，第二段卜辞告诉我们从大乙开始以下的九位先王都享祭牛一头。这说明，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在被后世子孙祭祀时，祭品的丰富程度并不比那些不知名的王多，地位并不突出。

换言之，商朝人并没有觉得商汤灭夏是不世之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所谓的王国、王朝这两个概念，那都是后世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对于当时人而言，他们并不存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在商汤之前，商族群已经存在多代先公统治期，比如甲骨文中享受隆重祭祀的上甲微。而到商汤这一代时，他在历代先公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疆域，比如灭掉了一个叫西邑的地方（甲骨文中称西邑，史书中称西邑夏）。

在我们看来象征改朝换代的商灭夏，可能在当时商族人眼中，只是灭掉了一个以前打不过而被迫进贡，但现在实力严重下降的族群。

这可不是无稽之谈。

夏朝脱胎于尧舜部落联盟时期，其建立之后长期遗留着诸多上古氏族体制残存，在中央和地方层级的权力架构上，夏朝也远不会像秦汉、唐明一样，有着自上而下对地方的控制权。所谓的夏朝，其实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夏后氏方国，对其他各自为政的诸侯国的名义上的宗主地位。

这也就是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教授所说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的原因所在。

在所谓的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上，我们同样会看到这一独特的政权架构。

据史书记载，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在位时，发生了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代夏事件，第五任君主相继位时，“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鄩氏”，“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后羿对夏朝的取代，其实只是占据了夏启时期建立的阳翟都邑，而对于夏朝君主而言，充其量就是打不过对方被迫迁徙，不存在什么王朝正统观念。所以，夏族群迁徙之后，没有想着收复旧都，反而是向东去打实力更弱的淮夷、风夷、黄夷这些东边的族群。其本质上，依然还是龙山文化时代不同方国之间互相攻伐、迁徙的缩影。

当商族崛起于河北之时，原本尊奉夏后氏为宗主的诸多方国部落，转而听从商的领导。当夏桀想要伐商却发现“九夷之师不起”那一刻开始，他的地位已经从天下共主自动降格为一个普通诸侯国国主，原本作为拱卫都邑的外围诸侯，现在成了商军的盟军。

这就必然导致两种结果：第一，夏商决战的规模不会很大，史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夏桀所掌控的兵力只会比商汤更少，仅限于夏本族兵力；第二，夏桀设防区域不会在一马平川的伊洛平原，而只会选择一处有地理优势的区域，凭险据守，鸣条正是其中之一。而鸣条所处的地理位置，必然与商军之间存在着高山、大河等地理阻隔，如此才会导致商汤在进军时被迫翻山越岭渡河迂回。

而至于鸣条是否如史书记载那样是在山西，亦或者是如学者推测的那样是在河南封丘或开封，只有等新的考古发掘出土之日，我们才能最终找到夏朝灭亡的痕迹。不过，鉴于这场改朝换代的战役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大规模、持续时间长，考古能最终找到的几率，恐怕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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