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问题
2023-07-12 17:03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复意回觅
2022-06-05 09:12·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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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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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拳说历史2022-06-0419:24浙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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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由分封诸侯的王制时代向设置郡县的帝制时代逐步过渡的历史大势，中国古代族群关系格局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传统的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的深刻演变。其客观结果就是周朝版图疆域内东西南北各地族群对华夏文明共同体—古代“中国”的普遍认同，从而直接催生了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问题，乃是一个事涉承上启下、影响后世中国两千年发展格局和基本走向的重大历史问题。有关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有渐成一个学术热点之势，从西周宗法分封形成的夷夏关系格局入手，重点围绕春秋战国时期族群融合与诸族同源观念产生语境下的“中国”认同问题，试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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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分封与夷夏异制西周初年，通过“制礼作乐”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周实现了新的秩序重建，由此继商之后成为代表古代“中国”的第三个中原王朝。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是在王朝全境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度，其核心是如史墙盘铭文所说的“分君亿疆”，即封藩建卫，巩固周疆，具体操作主要有褒封和实封两种形式。所谓褒封，是从法权意义上对商代原有各地土著方国势力在新兴王朝中地位、经济待遇的重新确认。一般情况下，周王无需另外划拨土地和人民来授予褒封者，只是通过“班赐宗彝”等象征意义的仪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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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封形式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原为“西土之人”的西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古史体系及其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实封是周王对同姓亲信和异姓功臣的授土授民，这是西周宗法分封的核心内容。受封者各自率领族人和宗族武装，到所封之地统领原住民，建立起大小不等的二级封国，形成拱卫西周王朝的军政藩屏。通过这样的运作，西周从理论上把各地华夏诸侯封国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泛称曰“蛮夷”的部族邦国统一纳入到王朝的天下之中，从而使西周所属版图疆域出现了华夏系统的“诸华”“诸夏”共同体与蛮夷系统的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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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由于西周实封诸侯国统治集团成员均属于外来移民，因此这些二级封国内部，也普遍存在着族群交混、夷夏杂处的社会人口构成特点。面对这种全新的族群关系格局，西周统治集团损益变通殷商以来的内、外服制度，在对畿内和畿外不同人群实行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制定并推行了灵活而务实的夷夏异制管理制度。所谓夷夏异制，就是对由褒封的前朝后裔、实封的同姓宗族、异姓功臣、殷遗多士组成的“诸华”或“诸夏”，以及与周王室关系较为疏远、社会文明化程度偏低的蛮、夷、戎、狄实行区别对待，分区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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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通过这种宽严兼济的民族政策和灵活权变的施政策略，把王畿内外的诸华、诸夏和蛮、夷、戎、狄统一纳入到了王朝的“天下”之中。从周天子的角度上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是王权通行、天下一体的认同。也正是这种宗法分封、夷夏异制语境下的族群混居，为后世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空前民族融合，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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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族融合与华夷一体最初，夷夏异制语境下的“蛮、夷、戎、狄”，是与“诸华”或“诸夏”平等对称的概念，用以指代居处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各异的非华夏族群，既无后世岐视与蔑称的意蕴，也没有东西南北具体方位上的限定。东方之人可以称戎，西方和南方之人均可称夷。周人甚至把地居“大邑商”的“中国”之人称之为“殷戎”，孟子曾称周文王为西夷之人。由于西周以来长期实行的诸华、诸夏与蛮、夷、戎、狄不同的管理模式，加之诸夏与蛮夷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到了春秋时期，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诸国与交错分布的非华夏邦国及其族群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更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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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于是，各地的强势诸侯纷纷趁机对周围的小国实行兼并，藉以实现自身的强大与扩张，进而演化升级为剧烈的大国争霸。而周边的四裔强族也于此时不断地向生存条件更为优越的中原地区流动迁移，导致“四夷交侵”现象的出现，从而给中原的周朝王室和华夏诸国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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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一方面，直接唤起了各族的自觉意识，“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由此成为当时各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族群的空前融合和双向认同。史言齐桓在位之时，“东南多有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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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齐桓所平服的“三十一国”，多数都属于夷人邦国。这是华夏系统的齐国融合东夷的例证。战国时期，人们对夷夏和合、华夷一体观念有了更为明晰而深刻的认识。孟子曾经论证:属于东夷之人的舜，属于西夷之人的周文王，二者出生地望相隔千余里，生存年代相距千余年，但均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事功“得志行乎中国”，最终被华夏民族尊为永世景仰的圣人。孟子的这种东、西夷人均可以品德和事功得为中国圣人的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在华夷关系问题上的狭隘血统和地域视角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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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族同源与华夏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夏商周春秋战国全史，还可以在当时流行的诸族同源思想观念中得到进一步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族同源观念，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有关“华夏”一语的较早记载，见于《尚书》和《左传》。《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伪孔传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唐孔颖达疏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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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参与宋国大夫向戌“弥兵”的声子，曾与楚国令尹子木论及从楚国流失的人才帮助晋国“侵蔡、袭沈”，复“败申、息之师”，遂致“楚失华夏”。这里的华夏，所指代的对象不仅是封在中原一带的姬姓诸国，同时也包括宋国这样的殷商遗裔。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确知，春秋之际的周族和姬姓邦国，以及夏商遗裔，均以社会进步、文化发达而通称华夏。随着夏朝的建立，遂转化为中原一带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从而超越了当初仅仅指代夏部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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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涵义是指中原王朝代表的“中国”，民族涵义是指“中国之人”，文化涵义则是指中原文化。要言之:夏王朝建立后，其所属的立国于中原一带的众多方邦，均以认同夏朝国家和中原文化而通称曰“夏”，又称“华夏”。本来，夏、商、周三代各有其开国历史，夏族、商族和周族在血统上也并不同源。但发祥于东夷地区的商族后裔，却刻意强调其祖先发祥及殷商立国的地域均为“禹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鲁国所在“少皞之墟”的东夷地区，还是晋国所在“夏墟”的戎狄地区，都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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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文景观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族相互认同的结果。春秋时期华夏与蛮夷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常见于时人有关部族祖先、族系的纵向追述与重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夏商周春秋战国全史，在回答鲁国大夫昭子问及东夷先祖少皞氏以鸟名官时，郯子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郯子出身东夷，为少皞氏后裔，以博学闻名于世，故有“吾祖也，吾知之”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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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这段话，是对东夷部族远古历史的追述，其中所涉及到的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颛顼6位，除了少皞，其余多为传说中的华夏先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郯子华夷同源共祖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孔子听到郯子的说法时，对其学说高度认可，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华夷同源观念不唯存在于东夷社会，在南方的楚国，也同样流行。《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祝融也为华夏族系远古神话中的传说人物，有出身于颛顼族和出身于炎帝族等不同说法。向以蛮夷自许的楚人奉祀祝融，于此足见当时华夷同源思想影响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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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观念普遍流行的内在机制，无疑是民族大融合背景之下各族人众对以华夏文明代表的古代“中国”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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