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促进了民族融合。一部宋、辽、金、西夏的历史，既是不同政权争夺正统的历史，也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就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而言，按照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其“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至于后来元朝所谓的“汉人”其实并不单独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人口，实际上还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这就是说，金朝把原辽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视为汉人，元朝把原金朝统治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统称为汉人。由此可见，宋、辽、金、西夏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北方少数民族或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或逐渐融入了中原。

第四，促进了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南北经济发展趋向平衡，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辽、西夏、金以前，北方草原与中原农业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辽、西夏、金政权辖区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两大经济区域的差异日益缩小。

如，辽政权初立之时，长城以外，向北去，“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不见两三家”，人烟稀少。向东北方，同样是人少州县稀，“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居民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但是到了辽中后期及金以后，这里开始呈现“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繁荣景象，而辽中京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更是农牧结合、农田与牧地交错金西夏辽吐蕃，“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一派兴旺繁忙；东北的辽海地区，至金朝中期，也出现了“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景象；至于西北地区，也因辽实行“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的屯田措施，至辽道宗即位时，已是丰收“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了。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华网发

此外，随着辽、金等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城镇文明也进入草原。辽、金政权建立以前，在北方草原上，有规模的城郭很少见。而辽朝建立后，随着政治、军事中心的形成，一些聚落逐渐发展为大大小小的城镇，其中辽皇都上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依汉制”，幅员二十里，分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南城是汉城。汉城“南有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是辽朝重要的商业区。此后，辽朝“择良工于幽蓟”金西夏辽吐蕃，在草原修建了陪都中京城，“幅员三十里……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此后，辽朝又在长城以南设立了马城、辽城等，进一步促进了长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总之，当北宋和南宋政权迫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压力极力向南开拓的同时，广袤的北方在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努力经营下，也迅速发展了起来。后来，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之所以北移于幽燕地区，建都北京，而不是选择长安、洛阳、汴梁等古老的都城，应该说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筚路蓝缕的开发经营分不开的。经过这一时期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北方与南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天平开始逐渐趋于平衡，而这也为日后更高层次、更为巩固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隋、唐王朝统一格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伴随着唐王朝统治的崩溃，与中央朝廷行政联系相对脆弱的羁縻州府制度恰好构成了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组织基础。这些包括多民族的地方性政权与结束了五代分裂局面、控制了中原地区的两宋政权相互对峙，构成了“境分多国”“义若一家”的政治格局。

这些因唐王朝的崩溃而摆脱中央政权羁縻的边疆政权，并没有继续走向完全的分离，而是在建立政权不久，便立即将势力拓展的方向转向中原，努力寻求以自身政权为主体的、包含着多民族的“大一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政权的对峙，不是相互寻求分离的对峙，而是追求将他者置于自身政治统治之下，以自身政权为核心的新统一。这也就决定了各地方性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蕴藏着不断向中原核心地区发展、不断追求统一的政治诉求。这些地方性政权彼此之间政治、文化上的历史渊源与联系，以及因这些历史渊源而形成的相互认同，也就成为了后来更大规模、更加巩固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必然依据和条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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