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夏金时期装饰纹样设计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2024-06-06 16:09
一、宋、辽、金、西夏的设计概况
宋上继承汉唐之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下开启元明清及近代的社会变化，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与宋同时期的辽、夏、金各自也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历史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准确地说宋辽夏金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历史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宋辽夏金时期亦成为中国装饰纹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代及之前的装饰纹样设计，无论载体是陶瓷器、漆器还是金银器，其使用者主要为贵族官宦等阶层，纹样的形式符合唐人大气磅礴的时代特征，以装饰风格为主，表现出雍容饱满、色彩华丽的特点，同时还具有异域风情。
设计方面，辽早期对唐代装饰纹样继承最多，并结合突厥民族的审美观念而形成了厚重浓艳的契丹纹样面貌。如辽早期的金银器纹样（如图1所示）、服饰纹样（如图2、3所示）、辽三彩等纹样受唐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从辽代中期开始，辽将黄河以北的汉人聚居的广大土地纳入辽王朝的疆域，实行灵活的北面和南面官制。由于南面官统治的大部分人原为北宋汉人，那些进入中国内地的契丹人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俗，从而更容易吸收汉文化。辽王朝南面的装饰设计文化受到北宋影响尤为强烈。装饰纹样逐渐出现了秀雅的面貌，与本民族特色的纹样并存。
图1 辽代金银器纹样
图2 辽代北班服饰（男）
图3 辽代北班服饰（女）
辽虽然灭亡较早，但在其独特的四时捺钵制度下形成的春水秋山纹样（如图4所示），开启了金、元的玉雕、金银器、服饰等草原纹样形式，明、清莲池纹的盛行也以此为根源。而比辽稍晚的宋代装饰纹样则是在对唐代装饰纹样继承的基础上辽 金 西夏，对后周、南唐、西蜀等地的汉文化吸收的前提下，受当时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发展形成写实灵动、典雅秀丽的装饰纹样风格。
图4 春水秋山玉
金代灭辽和北宋入主中原，除了本民族传统的服饰纹样具有自身特点并被元代服饰所吸收以外，其它在陶瓷、金银器、铜器、雕刻等门类都受到北宋的影响。尤其是陶瓷器在原来辽、北宋的基础上很快恢复了生产，金代的瓷窑几乎包括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所有瓷窑，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成为金朝的主要产瓷基地。
金中期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口数量骤增，日用陶瓷器的生产和需求量大增，纹样的装饰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彩釉装饰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金代的红绿彩（如图5所示），上承辽三彩、宋三彩之技艺，下启明清釉上五彩的发展。纹样为花卉鱼鸟，寥寥数笔豪迈奔放，富于民间装饰纹样的艺术特色。
图5 红绿彩
宋辽夏金时期我国装饰纹样的整体发展趋势由古典趋向于世俗，纹样的消费群体从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从贵族社会转向平民(市民)社会，从精神人文层面转向世俗生活面，从而奠定了中国装饰纹样发展的格局。宋辽夏金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的特点。虽然宋辽夏金之间的战争不断。但这一历史时期各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而宋代表的汉文化始终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宋代的商品经济也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唐代，出现了新兴的商业镇市，改变了旧的社会格局。这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技术、人力和资金来源，装饰纹样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欣欣向荣、遍地开花的。
宋代文化艺术经历了由中唐至宋初比较长期的剧烈社会变动，最终的结果使传统的带有贵族色彩的雅文化被重铸。为在世俗文化基础上建立的带有平民色彩的雅文化，即便是新兴士绅阶层也并非来自具有世袭权力的大族世家，而是不分社会阶层甚至出自寒门的普通百姓。只要努力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激发着人们的上进心。所以说宋代的社会上层建筑体现了面向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和世俗性。
宋代的装饰纹样始终是时代的主流纹样。首先宋完善了唐以来装饰纹样的艺术形式，艺术装饰手法日益成熟。无论是几何纹样、植物纹样还是动物纹样，最常用的纹样形式都定型于宋代。其次宋代装饰纹样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随着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文人的地位逐渐上升，文人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对整个装饰纹样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有凸显文人儒雅气质的理性化、诗意化纹样，也有市井商业经济高度发展之下，反映市民阶层浓郁生活情趣的世俗民间纹样，连宗教纹样也变得通俗化、人情化。
辽夏金与宋王朝之间的军事对峙，并未阻断南北文化的交流。辽夏金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戎马倥偬的时代背景，也使辽夏金装饰纹样更多地表现了马上民族的独特审美。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装饰纹样发展相当繁荣。可以说宋辽夏金时期成为中国中古以来逐渐开始的装饰纹样审美风尚多元化发展的开端。
宋代装饰纹样是中国装饰纹样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装饰纹样多元化发展的开端。与主流装饰纹样相比，辽、西夏、金纹样尚显稚拙。但其在装饰纹样中所表达，和内蕴的自身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习俗及审美趣味等元素，及对游牧、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冲突、互补、融合、衍生过程的体现，作为其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主流纹样一起辉煌灿烂、交互辉映，散发着恒久的魅力，成为中国纹样史上独具民族装饰特色的重要篇章。
二、宋、辽、金、西夏对外开放的程度及其活动
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说：“宋代时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两宋时期的经济是在“隋唐盛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的高度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文化繁荣和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的通知，是中原和南方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这一时期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民族融合加强，各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各组人民相互学习，促使各族文化共同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了重大进步。各族人民相处和谐融洽，文化融合，提升文化高度有利于对外进行文化输出、文化传播。宋时期对外交往有重大的发展，在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我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
辽通往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有南北两条干道，其中以南道最为重要。草原丝路的畅通，是辽代的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直接交往，在富有商业传统的人民不断地转手贸易作用下，间接同中国发生经济、文化往来地国家则波及欧洲和非洲。辽是草原大国，在辽国境域内和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分别出土了对方生寒蝉的玻璃器和陶瓷器，证实了辽国与伊斯兰世界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
西夏控制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只会，大做转手贸易，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客观上，西夏在内地与西域及欧亚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桥梁的作用。女真族国信使作为金朝对外关系维系的重要载体，更是外交活动顺利展开的关键。通过遣派精心选任的女真族国信使，既有利于在外事活动中维护金朝利益，也有利于维系金朝多边关系，更能促进了金朝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外来文化与宋、辽、金、西夏设计相互影响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汉籍的大量外传。蔡伦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大量的汉籍得到印刷，刻书业很发达，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得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得区域。也是由于汉籍大量得外传、大发明的出现，吸引了国外的使者来到中国，带来了新的元素、新的活力。
公元12世纪，阿拉伯人艾德里希在他的《地理书》中指出，中国最大的港口是广州，西方国家的商业，大豆以此为终点。西方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也多以广州为起点计算距离各国的里程和航行日数。宋朝时，扩建了广州城，建筑了广州蕃坊。为了外商子女读书，学习中国古代文化，还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负籍相踵而来。到南宋时，不仅有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意大利人留居泉州。这些人不仅有商人，而且有传教士和旅游者。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西方资本，还引进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中外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国的设计也受到了影响。
通过外来海外的商业往来，进行了文化交流，中国的设计也收到了一定的影响。宋钱设计加速了中国境内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本从明州港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黄金、琉瑛、水银和木材等。
据《诸蕃志》记载:“(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以巨舰搬运吾泉(指泉州港)贸易”。
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除了和前代相同的香药、丝织品、瓷器、书籍、文具之外，还有大量钱币输出，这是因为日本自镰仓时期以来，货币经济发展，但国内开采铜矿不足，对中国货币的需求十分迫切。
南宋理宗时，日本太政大臣西园寺公径派往中国的船舶，就从温州、台州一带运回铜钱10万贯，以至台州城内忽然一度铜钱绝迹。近代在日本18个地方发掘出中国自唐至明钱币余枚，其中就大部分是南宋时输去的宋钱。铜钱不仅流向了日本，宋朝与邻近的辽、西夏、金、吐蕃、大力常年有边境贸易。
由于中国内外经济交易量大、频繁，后来出现了交子（如图6所示）、钱引（如图7所示）等纸币。日本在宋钱入境钱，使用的主要是米和帛来交易，宋钱入境后，渐渐开始深入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就连地租也要使用钱币来支付。并且以镰仓幕府为中心，想周围地区扩散，最终替代了实物交换辽 金 西夏，成为日本的主要货币，也建立起日本的货币经济。
图6 交子
图7 宋元通宝
可见，当时中国在钱币设计的方面，不仅促进了当时国内外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中国设计理念也得以传播。有经济交流必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必然方式。
宋代官瓷中的某些筒腹与球腹的细颈瓶器型仿自伊斯兰玻璃器，一些筒形器型也受到伊斯兰玻璃器（如图8所示）的影响。宋代御贡青瓷釉中碱金属元素助熔成分升高的现象，很可能得益于伊斯兰玻璃及碱釉工艺的影响。
图8 伊斯兰玻璃器
宋朝通过发达的海洋贸易获得了大量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而这些玻璃颇能体现《茶经》中有关瓷器的审美理想,宋朝宫廷便用中国人所擅长的瓷器技术来实现伊斯兰玻璃的形式。融入大量异域元素的青花瓷，工艺成熟过程颇为不易。
虽然青花瓷号称始于唐朝，但直到元代，也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工艺。哪怕是在它开始翻身的明朝初年，景德镇制造青花瓷的技术也并不成熟。制作青花色彩的主要原料钴土矿得从国外进口，技术上也控制不好青花的呈色，经常出现颜料堆积的所谓“晕散”现象。
阿拔斯时代的陶工，在黄褐色的胎土上施以用氧化锡做发色剂的铅釉，制成白坯，并使用以钴蓝为主的颜料描绘出花叶等装饰图案，烧成“白釉陶”，试图以此为发端来仿造优美的“唐白瓷”。但由于胎土和烧结温度与唐瓷不同，因此烧成后的白釉略显浑浊，和唐白瓷存在明显差别。到九世纪，伊拉克多彩陶(白釉蓝绿彩陶器)和拉斯塔金属幻彩陶器（如图9所示）成为主流。
图9 拉斯塔金属幻彩陶器
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统率乌古斯诸部入侵西亚，建立塞尔柱帝国，开始主宰伊斯兰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为塞尔柱陶器（图10）。因为伊斯兰陶工们接触到正从黄金发展期到达成熟状态的中国陶瓷，从而掀起又一股模仿热潮。虽然辘轳拉坯尚不普及，但仅靠手工也能模拟出中国产品的外貌。胎土用的是复合土；挂的是透明碱性釉，成品色泽接近中国的青白瓷；图案也由以前的希腊模样向中国风格转变；器型和装饰手法尽量再现中国的青瓷或白瓷的神韵。
图10 伊朗产硬质薄胎半透明七宝茶碗
因此可以说，塞尔柱时代是盛行仿中国瓷的时代。伊兹尼克是十四到十八世纪土耳其陶器中心产地，号称土耳其的“景德镇”，生产釉下彩陶器、白釉多彩陶器、白釉青彩等陶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西亚经历了政治大变革，但是西亚的陶瓷世界虽仍然延续着塞尔柱陶器的传统，生产着白釉多彩陶器、青釉多彩陶器以及拉斯塔金属幻彩陶器等。十六世纪的萨法维王朝对陶瓷的需求与日俱增，把制陶技术推向又一个新高点，从而催生了萨法维陶器，主要产品是白釉蓝彩陶器，也就是近似于中国的青花白瓷。
纵观伊斯兰陶器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陶瓷在造型和烧制技巧上对伊斯兰陶器产生极大影响，而在图案以及表现手法上，伊斯兰陶器对中国陶瓷的影响亦不可小视，这两点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通过青花料的传播，使中国陶瓷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伊斯兰陶器和中国陶瓷绝不是两个不同世界各行其道的产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支撑完美的陶瓷世界不可或缺的两根擎天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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