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西夏立国的时间虽比辽短

2023-08-19 14:02

牛达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它立国西陲，与两宋辽金抗衡，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长达190年，在我国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西夏立国的时间虽比辽短。但比北宋、南宋、金都长达数十年。但在24史中，西夏仅以“传”附于宋、辽、金三史内，而无西夏史，使我们对西夏的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限制。研究西夏曾被称为“绝学”。

但是，曾几何时，“绝学”的感叹似乎已不多见，而有关西夏研究的论文却频频发表，很有份量的专著也不时出版，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与繁荣。我们注意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成果，却都与本世纪以来的西夏考古发现有关，诸如《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等，可见西夏考古发现对西夏研究的重要作用。

西夏文物，早在清代就有发现。本世纪初，黑城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对西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之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在西夏故地的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都有西夏文物发现，其中有些遗迹、遗物十分重要，特别是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从而为认识和研究西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本文的重点，不是谈西夏文化的特色，而是试图通过西夏文物，西夏考古的几个侧面，透视西夏文化中的唐宋文化、中原文化的因素，从而更深入的理解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文明进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蕴藏着丰富内涵的西夏文化。拙文所论当否，还祈专家教正。

一、“西夏碑”和西夏文字

“西夏碑”的全称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是甘肃著名乾嘉派学者张澍于清嘉庆九年(1804)在其故乡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发现的。该碑是最早发现的也是最重要的西夏文物之一，迄今为止。仍是唯一完整的西夏文碑，1961年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碑”立于崇宗天佑民安五年(1095)，是双字碑，正面西夏文。背面汉文，每面约1800多字，内容略同，是崇宗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内容十分丰富，为研究西夏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①。这里不谈碑的内容，只是谈谈该碑对人们重新认识已经死亡的西夏文字的作用，以及汉字对创制西夏文字的影响。

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在西夏广为使用，降及元明，在部分地区仍有人继续使用。但西夏字笔画繁复，类若符彖，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成为学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西夏碑”发现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字。张澍在《书天佑民安碑后》说：夏国字“或云元昊作之，未审其知，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新增一种奇书矣!”②。

西夏文字在西夏使用范围很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在西夏学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种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字，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是按照汉字的形体创制的，正如史金波先生所说“无论在造字的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③。张澍先生发现“西夏碑”，拂去其上尘埃。第一次看到西夏字的印象是：“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④生动的描绘了西夏文字和汉字共性的一面。西夏字是在汉字的影响下创制的。

二、西夏钱币

说也巧，在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也即嘉庆十年(1805)，金石学家刘青园便云游到武威，发现了著名的凉州西夏窖藏钱币，其中有“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即西夏文钱)”。并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著录。据有关资料，在此之前，人们只知西夏有“天盛”钱，不知有其他钱；只知有“梵字钱”，不知所谓的“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刘青园发现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重大价值就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西夏铸造的钱不是只有“天盛”，而是还有更多的品种；过去钱谱论著中所载的不知是何时何国的“梵字钱”，经与“西夏碑”中的西夏字对照，才知是“西夏梵字钱”。刘青园说：这种钱。南宋洪遵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⑤。刘青园认识西夏文钱，解决了钱币学上的一大问题，确为“快事”一件。这一史实，成为钱币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们对西夏钱币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则是70年代以来的事。据有关资料，迄今为止在陕、甘、宁、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不少于30处，出土了数百万枚从汉代到辽金十几个朝代的120多种西夏时期使用过的钱币。这些窖藏钱币，大都埋在深山荒郊，是蒙古灭夏战争中逃难的西夏百姓埋藏的，在未入土前，是西夏社会流通的货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前面谈到。西夏有汉夏两种文字的钱币。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本民族的文字铸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现在发现的西夏文钱已有“福圣”“大安”“贞观”“乾佑”“天庆”等5种之多；而与西夏同时的辽、金，也有自己的文字契丹字、女真字，却没有铸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但是我们同时发现，西夏钱币在形制上，与唐宋钱少有差别，如果不看钱文年号，是很难区分它是宋钱还是夏钱的；在钱币制度上，宋朝流行年号钱，西夏无论是汉文钱还是夏文钱，都是年号钱。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西夏虽然自己铸造钱币，但主要流通的却是北宋钱。笔者曾经手对贺兰山内三处窖藏钱币分别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北宋钱竟达85%以上，而西夏钱则不足1.5%(其他为西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的钱，唐“开元”钱的数量也不少)。这说明宋夏关系密切，西夏在经济上对宋有一定的依赖性；也说明比之中原地区，西夏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⑥。

三、黑城西夏文献

1908年、1909年，沙俄探险家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尽管有我国蕃篱不固，受人凌辱的背景；尽管有考古操作不规范、不科学，具有野蛮掠夺的性质，对遗址造成很大破坏，但从它的结果上来看，却是一次轰动世界学坛的地地道道的重大考古发现。当时，柯兹洛夫在一个被誉之为“图书馆”的墓塔内，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汉文文献，加上城内的零散发现，据说分装了2.4万卷，用40条骆驼运回俄罗斯，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这些文献经过俄罗斯几代学者半个世纪的整理，已经编目的计有西夏文文献405种，汉文文献375种，合数千卷之多，加上未编的约有15万页以上⑦。一次发现如此巨数的文献，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黑城西夏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西夏文的有译自汉文的儒家经典、佛教典籍。有字典辞书、文学作品、法律文献、医书、历书、图表、咒文等；汉文的有佛经、道藏、儒典、历史文学著作、历书、医书、占卜书、版画、纸币等，真是包罗万象，无其不有，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为研究和释读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直接使用西夏文文献研究西夏提供了条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西夏宝库。西夏学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经过中外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不仅释读了6000个西夏字，基本上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而且出版了二三十部以研究黑城文献为主的著作，其中包括我国西夏学者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诸如字书辞典整理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研究》《同音研究》，军事法典《贞观玉镜将研究》，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类书《类林研究》《圣立义海研究》等。这些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充分显示了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人人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料。

自不待说，这批文献在相当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社会面貌和奋发进取的西夏人文精神。但从文献的总体构成上，也可看出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一，反映在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上，儒典有《孝经》《论语》《孟子》等，史书有《十二国》《新集慈孝传》等，兵书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等，还有类书《类林》，众多的西夏文佛经也主要是译自汉文。其二，反映在西夏出版的汉文书籍上，如道经《庄子》《南华真经》，医书《孙真人千金方》，占卜书《六壬课秘诀》，史书《汉书》《唐书》，字书《广韵》《一切经音义》，童蒙读物《杂字》《千字文》等。其三，即使是西夏人自己已编的书，也可看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汉人和党项人双语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也有“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打拷，心不思惟，可谓孝子”的儒家思想；二十万字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不少内容，借鉴了《唐律》《宋刑统》的内容，如“十恶”“八议”“五刑”等。

四、西夏治字印本

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及近几十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其中有写本，但大部份是印本，反映了西夏的刻书印刷业也是比较发达的。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统管西夏的造纸、印刷事业。西夏重儒兴佛，大量刊印儒家典籍和佛教经典；用西夏文印，也用汉文印；用雕版印刷，还用了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这是很了不起的。据报导，在俄罗斯所藏黑城文献中，发现了4种活字本佛经；近年来，在甘肃武威也发现了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在迄今未见宋元汉文活字本的情况下，这些发现就显得格外重要。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发现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经笔者研究认为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并经1996年11月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确认⑧。它的价值，不仅此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而且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说法，将木活字的发现与使用提早了一个朝代。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因地处中原，印刷业也较发达，但迄今未见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见其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宋朝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五、西夏陵

西夏陵，是埋葬西夏历代帝王的地方。座落在银川西郊贺兰山下。西夏陵是在70年代初发现的，是我国历代帝陵中发现最晚的。却是西夏陵墓中发现最早的。若干年来，经过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的艰苦工作。这里早已闻名遐迩，并被誉为“东方的金字塔”。西夏陵背山面水，地势起伏，在约50平方公里的荒漠上，座落着9座皇帝陵园和200多座达官贵人的陪葬墓，它的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和北京明十三陵大体相等。西夏陵和明以前的历代帝陵一样，地面建筑早已破坏，成为废墟，但遗迹保存较好，高大兀突的塔式陵台令人触目。特别是陵园夯土神墙，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浸蚀后仍然屹立在那里，实在是个奇迹。陵园建筑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由鹊台、碑亭、角台、月城、神城、角阙、献殿、陵台等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而废墟中大量的砖瓦建筑材料，特别是绿色琉璃瓦当、滴水、花砖、脊兽、鸱吻及雕龙石柱、石刻螭首、莲花柱础等，都反映了昔日陵园建筑的宏伟规模和豪华景象。与帝陵相比，陪葬墓规模小，形制简单，又是西夏社会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在具体作法上，西夏陵还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陵台形制的不同，中原地区历代帝陵陵台，或为圆形，或为方形。而西夏陵陵台，实际上是一个多层(5至9层)的八角形实心密檐式塔⑨。复原起来有点像侗族的增冲鼓楼，十分壮观，是西夏陵最具特色的建筑。据《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人“居有栋宇，其屋织嫠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即居住的是用牛羊毛织成的帐蓬，人死后实行“火葬”。但在这里看到的昔日的西夏陵是传统的木结构大屋顶建筑，实行的是土葬，显然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如果将西夏陵的建筑复原起来，其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在宏观上与中原帝王陵园并无不同之处。

六、西夏瓷器

中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乡。但西夏瓷如何，却鲜为人知。70年代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诸省区和内蒙古，就有零星发现，而真正揭开西夏瓷面纱的是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宁夏灵武窑的发掘。这次发掘规模很大，计有窑炉4座，作坊8座，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出土瓷器3000多件和大量瓷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⑩。灵武窑的瓷器以褐釉、青釉、白釉、黑釉为多，而以白釉瓷和剔刻花瓷最有特色。器物有碗、盘、盆、壶、瓶、罐、瓮、缸、钵、釜、杯、盂、炉、灯等，还有文化娱乐用品、宗教用品、建筑材料、窑具、工具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装饰花纹有几何纹、有动物纹辽金西夏钱币价值，而以花卉纹为多；花卉纹中以牡丹花为主，还有莲、菊、梅、石榴等花，古朴华丽，别具特色。这众多的各式瓷器，反映了西夏丰富多彩的生活状况。其中有些器物，与党项族的生活习俗相关，如秃发俑头，是党项族特殊发式的形象资料；李元昊在建国前就发布过“秃发令”，如不服从，可以处死。又如纺轮数量很大，反映了党项族家庭毛纺织情况。而最具特色的是器形扁圆，上有系绳之耳，壶表剔刻牡丹花纹，造型别致的扁壶，是很适合骑马民族使用的。这种扁壶是为国内其他窑址所无而为灵武窑所独有的，它的产量也很大，反映了它是为广大牧民服务的。灵武窑的生产工艺不是独立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剔刻花瓷是磁州窑系的代表产品，白釉瓷又为定州窑系所长。同时亦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西夏瓷是在河北、山西这两个窑系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七、西夏石窟

西夏石窟是西夏考古的一部分。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肃北五个庙以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石窟(包括东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包括西千佛洞)都有西夏时期的洞窟和壁画，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的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系统、最完整。据刘玉泉先生最新研究成果，将60年代中期初步确定的莫高、榆林两窟中的80多个西夏洞窟作了调整，加上肃北五个庙的共77窟，其中前期65窟，后期12窟，并第一次划分出23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西夏王”供养像，也改为“回鹘王”供养像，使洞窟的时代、分期，更科学合理符合历史实际⑪。它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了近两个世纪(1036～1226)，在我国石窟艺术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石窟研究包括洞窟形制、造像风格，而以壁画内容最为丰富。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将西夏壁画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四类⑫。西夏壁画中，也有些前代所无的新内容，如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及其眷属供养像，是西夏时期的沙州回鹘修改旧窟、重绘的。榆林窟第3窟的五方佛曼荼罗，十一面观音曼荼罗，第29窟的大威德明王和空行母等，都来自藏传佛教的密教艺术。在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还有“唐僧取经图”(此图总计6幅，榆林窟4幅，另2幅在安西东千佛洞)这也是为过去所无的。在人物的造型上，“一般面相长圆，腮部肥大，鼻梁长直且高，细眉柳眼，身材一般修长，表现出党项民族的面貌特征”⑬。但是，由于物质的生产和艺术的继承往往不受朝代更替的约束，从总体上说，中原文化对西夏石窟的影响反映得更为浓烈，“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大都是利用前代旧式加以修改，石洞窟形制上当然很少西夏时代的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的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西夏彩塑“犹有唐宋遗风。”连著名的60年代发现的西夏供养天女所穿的“褂衣”，也是“当时中原贵族妇女的礼服。造像风格也如宋代”⑭。在壁画中“唐僧取经图”虽是首次出现，但都是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壁画中的西夏建筑，即使细部表现细致的，“至多和宋代的差不多，只是色彩顷向于青绿”。后期的如榆林窟第3窟中的佛寺，其构图、设色、用线，与唐宋壁画风格大异其趣，“却与内陆宋金建筑(如正定县隆兴寺)颇为符合”⑮。反映了西夏向现实学习并反映现实的求实进取精神。

八、西夏古塔

我国古代的建筑，如东汉的阙，北魏的塔，隋代的桥，唐代的佛寺，尚有保存到今天的，与西夏同时的宋辽金，有更多的建筑保存至今。西夏王国近两个世纪，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衙署、寺塔、驿舍等，在其都城营建的“元昊宫”，是“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⑯辽金西夏钱币价值，元昊在贺兰山营造的“离宫”，长达“数十里，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⑰。然而，在80年代以前，除知银川承天寺塔、张掖卧佛寺等几处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更不知有何西夏建筑。80年代初，笔者考察了贺兰县的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经多方论证，认为是西夏原建⑱，被认为是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空白”⑲，并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通过古塔维护工程，不仅证实了双塔为西夏原建，还发现了贺兰县潘昶宏佛塔、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同心县韦州康济寺塔等，也是西夏古塔。这几座古塔，在细部处理上各有千秋。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高层砖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塔，正是宋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还有方形塔一座，更是唐代影响的结果。综上所述，西夏建筑的特点，就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上述几个方面，无论是西夏文字的创制、西夏印刷，还是陵园制度、钱币制度、瓷器烧制、石窟艺术、建筑艺术等，固然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但又处处事事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所以如此，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党项族是在7世纪初经唐政府允许逐步从青藏高原东北部迁徙到今陕北和河套一带的。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地区，人们过着封建社会的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在几个世纪中，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不起变化；而党项贵族，特别是李氏贵族，他们虽为蕃镇势力，形式上又是唐、五代各国、宋朝的地方官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当然更多的接受了唐宋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别，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是唐宋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的高度概括。当然，还必须看到其他民族对西夏的影响，如藏族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就比较深，在内蒙古黑城和贺兰县拜寺口双塔、潘昶宏佛塔中，有藏传佛教的唐卡、版画、木雕佛像等。在灵武窑的瓷器中有喇嘛经常使用的如意轮、金刚杵等，在西夏文佛经中有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藏文文献中还有藏族高僧在西夏进行活动并有多人被封为国师的记载，还有前面谈到的在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中，有藏传佛教密宗内容的壁画等等，这些情况反映了藏传佛教和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但吐藩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是与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不能相比的。前者主要反映在宗教方面，而后者则广泛而深入渗透到西夏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物质文化等领域。当然，党项族不是汉族，也不是藏族；不论中原文化、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有多么强烈，都是融入西夏文化中的，是西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项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为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增添了色彩。

注释：

①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文物》1979年12期；牛达生：《张澍、刘青国与“西夏碑”》，《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2期，都对该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②④张澍：《养素堂文集》卷十九，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③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⑤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

⑥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2期。

⑦白滨、史金波：《黑水城的发现与藏西夏文书》(“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1996年8月)。

⑧刘长宗、庄电一：《宁夏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提早一个朝代》，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7日头版。海内外数十家报刊报导过这一消息。

⑨牛达生：《西夏陵》，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版。

⑩马文宽：《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⑪刘玉泉；《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刘玉泉：《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3期。

⑫⑭敦煌研究院编辑部：《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晚期的莫高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