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中原儒家文化传播的黄金时期，也是“汉字式”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最为集中的时代，这些文字的创制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在这段历史时期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北方出现的辽、西夏、金三个王朝，都曾由政府下令推行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

辽创制了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主要使用类似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语词汇。从字形看，契丹文仍采用了汉字式的字体。这一现象生动体现了辽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这种认同理念也体现在耶律阿保机和大臣商议如何“事天敬神”的决策上。耶律阿保机询问大臣：“作为承接天命的君主，应当‘事天敬神’。对于建立了巨大功业德行的人，我想要加以祭祀。先祭祀谁呢？”皇太子耶律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当优先祭祀。耶律阿保机非常高兴，于是建起孔庙，下诏让皇太子春秋两季前往祭奠。

▲道宗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契丹文哀册并盖。（图片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依托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中华典籍，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

古代少数民族在拥有本民族的文字之前，往往借用汉字来记事和交流。女真人最初没有文字，在与辽国的战争中接触到了汉字和契丹文字，于是让宗室先学习，大将完颜宗雄用两个月就掌握了契丹文字，宰相完颜希尹仿照契丹文字的形制，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女真文字。元朝初年在八思巴蒙古文创制之前，也曾使用汉字和蒙古畏兀字（使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作为通用文字。

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民族文字创制之后，统治者往往首先翻译儒家经典，用来教化百姓。如金朝女真文创制后，统治者很快建立译经机构，翻译《周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典著作和《新唐书》等史书。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大臣说：“我下令翻译经典，正是想让女真人了解仁义道德都在这些书里”，并下令颁行这些图书。

在辽、金、西夏时期，真正熟悉治国之道的官僚阶层，不仅要学习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等本民族的文字，最主要的还要通晓汉文、服膺儒学。如《辽史》中就曾记载，契丹大将萧韩家奴青年时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精通汉文和契丹文。

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著有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认为，学会“番言”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文字，是中原团结“番人”的重要途经；学会汉文，则是“番人”学习中原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学习中原文化，无疑是“番人”发展进步的重要一步。骨勒茂才在谈及该书编纂目的时还认为，只有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最终做到“以仁利物”“经世济民”，成为真正的谦谦君子。

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往往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它们和汉字一样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但古代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记录语言，尤其是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其建政之初创制文字，往往是为了达到“完备制度”的政治目的。

耶律阿保机即位后“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目的是“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在向宋朝递交的表文中，把创制文字与“张礼乐”“备器用”相提并论。

在金朝，女真文的政治象征意义强于实际功用，人们往往直接学习汉字，从汉文典籍中吸取治理本朝的方法。金世宗完颜雍对宰相唐括安礼说：“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和延续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借助翻译手段，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把儒家经典传播到更广的地域。各少数民族政权习得典章制度，用之治朝理政，客观上使得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逐渐成为维系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纽带。

同时，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所翻译的儒家经典中，有些著作的汉文底本已经失传，借助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保留下来的译本弥足珍贵。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拥护变法的儒家学者形成“新经学派”，曾产生过一批著作，如吕惠卿注《孝经》、陈祥道著《论语全解》、陈禾著《孟子传》等。变法失败后这些著作在中原或销毁、或失传，然而其中一些著作却流传到西夏，被翻译成西夏文保留至今，保存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完）

作者简介：

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特殊学科”西夏学学科建设负责人。

作者/ 孙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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