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然而，在此前连年的战争中，中原人口消耗极大。为弥补中原地区的人口不足，魏晋时期的汉族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招降与拉拢的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日渐增多。不少游牧民族开始内迁至长城一线乃至关中地区、黄河流域定居，并主动接受汉族文化，逐渐向农耕民族转变。与此同时，他们还保存着较为传统的军事、等级制度，如保留“单于”封号、“酋长”制度等，民族特征仍然明显，且大多处于聚居状态，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五大少数民族集团——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泛称“五族内迁”，也称“五胡内迁”。

“五族内迁”原本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民族融合的过程，最终却在西晋政权统治者们争权夺利的过程中，走向了战争同化、强制同化的道路，掀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变化，各民族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主要以两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是指发生于西晋中后期的一场帝位争夺战，前后共有八位西晋政权的王侯参与其中。这场战争持续了16年，大量士兵和人民死亡，交战区政治、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政权实力大大受损，成为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镇守边关的将领与王侯招募大量少数民族参战，少数民族武装在战争中迅速壮大，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五族在西晋前期的内迁过程中，原本以学习汉族较为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为主，此举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由此带来的民族大融合也成为魏晋时期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但是，至西晋“八王之乱”期间，五族与汉族政权之间开始滋生大量矛盾，“八王之乱”结束后，西晋政权摇摇欲坠，无法再主导中原地区的局势，长期战乱导致国民居无定所，流民揭竿而起。而此时五族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足够与西晋中央政权直接对抗。西晋的衰落，更是直接刺激了五族领袖的野心，少数民族发起的战争此起彼伏，战争至“永嘉之乱”达到高潮。

“永嘉之乱”发生于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是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一场乱事。“八王之乱”结束后，西北地区天灾连年，流民四起，内附的少数民族遂趁机起兵反抗西晋王朝的严苛统治。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今山西太原）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公元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为晋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次年（311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主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随后攻入京师洛阳，俘获司马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随后，晋愍帝司马邺于长安即皇帝位。“永嘉之乱”两年后（313年），匈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偏安江南。此后，五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大量非汉族政权，从而与南渡的汉族晋室政权长期对峙达100多年。就各政权内部而言，民族差异日渐模糊，直至不再分彼此。

“五族内迁”对于我国的民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五族内迁”促成了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内涵。尤其是在“永嘉之乱”以后，少数民族开始主导中原，虽然他们在武力上是“胜利者”，但文化上却积极向汉族学习。五族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委以国政。如后赵明帝石勒用张宾，前秦君主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汉族大臣。尤其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时期，孝文帝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促使民族间相互通婚，两族界限越发模糊。有学者认为，“五族内迁”的过程在实质上促进了封建化，封建化又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为隋唐时期的统一繁荣准备了条件。

经济方面，“五族内迁”促使南、北两地的经济趋于平衡。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发生之前，西晋的经济中心主要在北方，“五族内迁”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与原材料。“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中原士族、手工业者大量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南、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趋于平衡。

在文化领域，“五族内迁”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文化，开启了隋唐文明。五族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之所在，故北方文化程度远高于南方，但南方自孙吴以来，人才辈出，渐成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兴文化。晋室南渡建国以后，中原人士与南方人接触增多，并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此，南方文化大幅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变化，渐有凌驾北方文化之上之势。不过，南北文化虽得到调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质，如南人灵巧、北人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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