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朝廷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已经逐渐的濒临崩溃了，这套制度渐渐的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因而这一时期在朝廷之中一个家族就出现了多个高官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比如“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最终豪门世族的影响力覆盖了整个两晋南北朝。

豪门世族的壮大引起了当政者的注意，一方面他们需要利用豪门世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兼顾豪门世族的利益，则催生出了诸多的制度来照顾门阀，诸如“九品中正制”以及“占田制”；另一方面豪门世族的崛起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比如司马家族则利用世族的力量窃取了曹魏的江山，因而为了保证自己的江山不为门阀世家所夺取，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催生了诸多的制度希望以此来抗衡门阀世家。比如曹丕创立“都督制”来监视地方豪强，司马炎则大肆分封诸王利用皇室力量来限制世家壮大的力量。

当然“都督制”现今看来是属于军事制度一类，但是其实它的政治因素应该大过于军事因素。在司马炎平定东吴后，天下已经没有战事，其完全可以罢置“都督制”，可是其没有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央政府，反而进一步完善“都督制”，说明这项制度还是有存在之必要性，今天就稍微聊一聊“都督制”。

曹魏时期的都督制

公元220年，魏武帝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继位，是为魏文帝。正如曹操在汉末完成了他的使命一般，魏武帝刚继位就有两个问题急需他去解决：

曹丕没有其父曹操的威望，因而被曹操所压制的地方豪强在曹操死后开始蠢蠢欲动，因此迅速稳定地方形势是迫在眉睫之事。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快速有效的防备吴、蜀两国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而他之后的施政措施就围绕着这两个目的而筹划，黄初元年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曹丕正式确立“都督制”，将全国划分为七个战区，并且派出都督管理，具体七人如下所示：

夏侯楙，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

曹真，镇西将军，假节 、都督雍、凉诸军事；

臧霸，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

吴质，北中郎将，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

曹仁，车骑将军，假节、都督荆、扬、益诸军事；

曹休，镇南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夏侯尚，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

上述几人之中除了臧霸，剩下的都是曹家宗亲以及曹丕的心腹，“都督制”的创立使得地方豪强完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很好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提高了作战效率，为曹魏的扩张提供了基础。

“都督制”虽然帮助曹丕稳定了政权，但是“都督制”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都督虽属于中央官职，可是却是在地方之上行使权利，久而久之必会脱离朝廷中枢的控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都督手中兵力少则两三万，多的诸如雍凉、扬州等地有十余万兵力不等，一旦有不轨之心，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一点曹丕在创立“都督制”之时就想到了，因而除了任用曹氏宗亲之外，曹丕也在此基础上给都督下了几道“保险”：

都督只有统兵权，却无调兵之权，没有中央之诏令，禁止擅自出兵。为防止都督长期都督一个地区形成将帅专权之局面，都督会定期调动。派遣监军监视都督的一举一动，并有权节制都督的行动。都督出任地方之时，其家眷都留在京师作为人质。

就这样形成了一套都督监察地方，而军司监察都督的军事体制。曹丕严格的限制了都督的权利，因而在都督制创立初期，七大都督都能各司其职，因而此一时期还没有暴露出什么端倪。

然而曹丕没有想到的是，就算他如此煞费苦心的限制都督的权利，可是这外重内轻的局面并没有改善，其在位之时或许还能压制的住局面。到了曹魏后期，由于出现了主少国疑之局面，“都督制”则成为了危害中央集权的一个弊病。

“高平陵政变”之后，“都督制”则成为了他们颠覆曹魏政权的工具，他们凭借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控制了京师兵马，而那些军事重镇则派遣同姓宗亲来担任，控制了大部分军队 ，最终司马氏颠覆了曹魏的政权。

而鉴于这一弊病，司马氏掌权之后又对都督制加以进行完善，以免重蹈曹魏之覆辙。

西晋时期的都督制

“高平陵政变”之后，因为不满司马家族僭越的行为，扬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之叛乱，这就是后来的“淮南三叛”。司马家在彻底平息动乱之后，意识到都督坐大之危害，可是为了形势上的需要，却又不能裁撤都督制，因而司马家在曹魏“都督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对都督之权力开始进一步制约：

结合曹魏时期都督一人身兼数州之要职，司马家首先对辖区进行调整。对曹魏前期的荆徐扬兖等地进行进一步分割，使四州各地独立，又将荆豫二州分立，同时分割荆州分为荆州、江北两大都督，又将拢右督区从雍凉等地分割出来。这一系列举动目的就是不让都督的权势过重从而威胁中央政权。设置军司制全方位监视都督之一举一动，都督想要调兵则需要经过军司的同意，甚至遇上重大事故，军司有权节制都督之行为。为避免曹魏外重内轻之局面再一次形成，都督的兵力有所调整，其最多不过五万人，同时加强中军的力量，司马家在京师有驻扎十万人以上之军队，一旦都督有风吹草动，朝廷中军则可以迅速平定战乱。

而司马炎登基之后，又将分封制和都督制相结合。在分封诸王的同时，又令朝中颇有声望的王爷去地方担任都督，同时对于关中之地，司马炎又对其有一个特殊之要求：非宗王不得都督关中。这一套分封制和都督制相结合的制度的确对稳固西晋有很大之帮助

分封制和都督制相结合有效的遏制了世家的扩张，维护了司马家天下共主之局面。宗亲不得都督关中也是担心汉朝之时因为血缘关系单薄而引起的七国之乱的再度爆发，也算是晋武帝未雨绸缪。

当然这一套制度的确为西晋带来了便利，可是司马炎在立储之上的错误使得司马家所做的一切尽都白费了，他在位之时各司还能正常运作。“八王之乱”爆发后，晋惠帝天资愚钝，无力控制朝政，因而先后有杨骏、贾南风干政。

朝廷中枢更新换代的频率极其高，内部自顾不暇，在地方之上的军司又怎么可能节制的了这些手握重兵之都督呢？一切的一切都是乱世爆发的前奏。

最终这套本该为西晋保驾护航的都督制为西晋敲响了灭亡之丧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是大乱斗给西晋带来里重大的灾难。最后轮难的却是穷苦百姓，正如古语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到了东晋时期，虽然也有都督制，可是这一时期大多都是门阀世家担任一方都督，司马家无论在朝在野根本毫无任何影响力，而对督之监督以及节制的制度根本就如同虚设。因而东晋之都督制实没有过多叙述之必要。

南朝时期：都督制最终走向衰亡

正如今天的科技更新换代一样，一项制度总是会因时而变的，魏晋时期是都督制发展的兴盛时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都督制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也就是此一时期，都督制最终走向衰亡。

魏晋时期创立都督制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之需要，而此一时期都督制之衰亡也则是为了统治之需要，那么此一时期，都督制又是因何而衰亡的呢？

南朝时期的皇位更替就如司马家窃取曹魏一样，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得国不正。因而此一时期，对于地方之上的宗亲大臣，皇帝又极其不信任，外加上东晋对都督的控制和监督不力，导致门阀士族坐大的情况让南朝皇帝吸取了一系列教训。由此南朝君主对都督权力极力防范和限制，都促使都督制走向衰亡：

南朝君主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多以幼子来出任地方都督，但是因为宗王年幼之缘故，就只能依靠长史或者司马代都督行事，而这些职务往往都是皇帝之亲信来担任。一方面利用行事代理都督削弱都督都影响。可是却又加剧了都督和行事的矛盾，这也为南朝皇室之动乱埋下了隐患。设立“典签制”利用“典签官”监视都督一举一动，由于南朝时期“寒门掌机要”的政治生态，这个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职务在南朝时期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由于“典签官”地位的提高，故有“签帅”之别称。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诸王的一举一动都在典签官的监视之下，故有“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南朝时期各州郡都设立典签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都督权势之重大。进一步分割州郡，削弱了地方都督之实力。西晋初年有十六州，后增加到二十一州。“永嘉之乱”后，东晋丢失了北方的土地，故侨立南兖、南徐等州郡。到了南朝时期，统治者又对州郡进行进一步分割，故有“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国土疆土没有增加，而州郡却越来越多，这样就导致了州郡实际管辖面积的减少，而与之的地方上都督可调动之兵力以及地方上的财力物力都开始缩减，这样就导致了都督权力的进一步减少，有效控制了都督的扩张。

而南朝统治者做的一系列举动最终都导致都督制的名存实亡。最终在隋唐时期都督制凐灭于历史长河之中，而隋朝统治者们又因时制宜，在世家豪门逐渐面临崩坏的情况下产生了新的军事制度来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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