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攻伐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的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古代著名隐士，如山东琅琊人诸葛亮先是居于南阳卧龙岗，后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才给结束了“隐居”生活。西晋建立后，隐士以稽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最为出名，他们隐居在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过着酗酒、放歌、不修边幅、恣意随性的生活。后来，随着稽康被杀，七贤中有人被迫与司马氏合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央政府，也有自愿在司马氏政权为官的，仅刘伶、阮籍酗酒的办法避免为司马氏效力。

东晋葛洪曾受封关内候，后来隐居起来，开始专心著书、炼丹，终成一代名医、炼丹家，有《肘后方》传世。东晋著名宰相谢安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每每隐居后，又“东山再起”，成为朝廷中流砥柱。东晋末南朝初年的陶渊明是在数度出仕为官后，在40岁那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回到庐山脚下的家乡，归隐田园。南朝宋时的陆修静，经宋文帝之邀进入宫廷讲经，因不适应被束缚的感觉，后隐于庐山，建太虚宫，成为一代道教宗师。经历宋齐梁三朝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因官运坎坷，不愿继续效力官场，后来他隐居茅山，创茅山上清派。

那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屡出隐士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政权斗争的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朝代更替，造成一些人以退为进、以隐士的身份扩大自己的影响，最后一朝得势。比如诸葛亮在出仕前已靠朋友圈的传颂而名声在外，才有了后来的“三顾茅庐”故事。事实证明，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山涛隐居竹林，确是“待价而沽”。

第二、以门阀制度为基础的选官手段和尔虞我诈的官僚间争斗，导致一些人最后厌倦官场生活，最后辞官而去，归隐田园。这里最典型者当属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的陶渊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以门第为基础最终发展成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朝廷录用提拔官吏仅以门第为依据，忽视能力和绩效，严重挫伤了如陶渊明这样既有能力又潜心为朝廷效力的一批官员积极性，最终导致他们挂印而去，甘心回乡过隐居生活。

第三、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成熟。东晋十六国时期，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一改以往翻译佛经用直译的方法，以意译翻译佛经，使佛教逐渐中国化，这使那个时期教众队伍不断扩大，佛学思想深入到社会各阶层。而道教从东汉未年产生以来，到此时又开始发展，出现了一批道教学者，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葛洪、陆修教、寇谦之、陶弘景等就是他们的代表。在佛道等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产生了远离红尘、遁世的思想。

第四、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们流离失所、痛不欲生。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正是那个时期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一些人为躲避战乱，拖家带口、合族迁往远离战争偏远地区的比比皆是。成功将司马睿扶上东晋皇帝宝座的，就是这些南渡的势家大族，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来自山东临沂的王氏和来自河南太康的谢氏家族。唐代刘禹锡的一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其中的“王谢”指的正是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虽然王谢在东晋政权大部分时间里轮流执政，但当他们被贬时，随即过着隐居生活。还有一些名士始终不愿出仕，就是在如此背景下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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