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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春秋战国史(3)(3)


2024-01-31 15:06

春秋战国史(3)

专家简介

晁福林,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出版专著有《中国民俗史》(先秦卷,钟敬文先生主编),《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先秦民俗史》。

晁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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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转折点。我国上古时代的优秀文化,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历经夏、商、西周各个历史阶段,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总结。许多文化传统都在这个时期被系统化、理论化,并且在秦汉以降的各个历史时代里面得以保存和承继,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所整理而完备优秀的文化遗产,直到现代还一直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而鼓舞和激励着人们前进。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学术大师,例如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苟子、韩非子等,其学术和思想一直为世人所景仰,他们的著作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对于深刻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秦汉以降的历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源流,也有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影响很大。对古代历史人物进行理性思考是很不容易的事,古人在那个时代达到的标准,也是我们今人深为敬佩的,甚至连今人也很难超越的,所以张扬了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采用西方哲学家亚斯贝斯的一个说法,来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他说许多非凡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是他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这些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追本溯源到这个时期。

春秋战国是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非常活跃的时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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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文化概念,多显示出庄重与威严,表示着天神与王的无上的权力,当时的青铜鼎与青铜钺的造型与纹饰多体现出这种理念。这种理念在美学上,被专家称为“狰狞之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威严在逐渐打破,这种器物已形成了比较好看的纹饰,到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突出。考古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龙凤案,相当于今天的茶几,高高在上的龙的威严的形象看小见了,被压在下边了,变成了为人服务的形象,改变了商周时期那种精神而貌。前几年非常有名的曾侯乙墓发现的青铜器大都是玲珑剔透的,让人看到感觉非常可爱,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的思想,是人世间的,不是那种超人的威严。这是郭沫若先生所断定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叫做莲鹤方壶,特殊的地方,首先在商周时期是很少见的,再一个是它的造型非常流畅,盖的部分是莲花宝座,上边立着一只鸟,所以叫莲鹤方壶,鹤的形象展翅欲飞,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代表这个时代,理性的张扬,这是有时代象征性的作品。举出来概括一个时代是非常对的。从考古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尽管政治上、经济上发展都很好,但更突出的是它的思想,它的文学艺术,也就是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很多非凡的事件都集中的时期。

下面讲另外一个大问题,即这个时代是怎么出现的?

社会系统逆转,是造成这个时代根本变化的原因。我用了社会大系统这个词,是受到了系统论理论的启发,无论是宇宙、社会还是人体,都是处在大大小小的系统当中,中国历史也是一个大的系统,特别是西周时期,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这就是宗法制。宗法制离我们比较远,是在周初、周公和后来的几代周王精心设计的、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根本性制度,西周时期好比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分封,一个是宗法。分封就是把子弟、功臣封到各个地方去,宗法维护分封制血缘的联系。《吕氏春秋》讲宗法制的根本原则,说宗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研究春秋战国史的书叫什么,不是奋斗的结果,而是血缘的自然的地位,天子地位一定要高于诸侯,诸侯高于大夫,大夫高于士,一层一层地来,最关键的就在最后一句,嫡长子是国君正妻的长子,其他的孩子都称为庶子。权力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地位上只有嫡长子可以祭祀祖宗,庶子无权祭祀祖宗,要祭必须到嫡长子家去祭,从天子一直到士都靠血缘等级的关系,这是周代的关键,也是认识东周时代的关键,很多变化都是从这里起源的。这种宗法制的变化,从共和行政的时候,也就是西周后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嫡长子和庶子政治地位未变,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有的庶子发展得很好,有的嫡长子衰落了,所以春秋时期形成了权力下移。经济地位上升,政治地位也要求上升。孔子非常敏锐地感到周代这种变化,说天下无道时,才是诸侯掌握天下权力的时候,后来诸侯又不行了,卿大夫接着掌握权力。郭沫若先生根据这句话总结为“权力下移”,是非常精辟的。这种趋势蔓延到春秋时期,这是春秋时期社会系统在政治上逆转的一个标志。过去历史书对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写得很简单,因为《史记·周本纪》就是这样写的。

但是这样简单化的写法,不能怪司马迁,因为他见到的材料比较少,经过六国之乱,秦王朝又烧了很大一批材料,所以相关的历史记载,很多地方是空白,司马迁写相关的内容只能是无米之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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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材料是后来发现的,晋武帝太康年间是晋朝最安定时期,在河南汲郡发现一个古墓,被盗墓贼所盗,他留下名字,叫“不准”,他发现墓里有竹简,用竹简捆成火把照明,把好东西洗劫一空,他认为竹简没用,都扔在那了。古墓被西晋的官府知道了,派人把竹简全部运到中央,由著名学问家加以整理,整理出好几部书,

最著名的是两部,一部是《竹书记年》,另一部叫《穆天子传》。当时整理出这些书后,影响很大研究春秋战国史的书叫什么,这是司马迁没有见过的材料,据判断这是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那批竹简在战国中期就埋葬在墓里了,晋代才发现。这批由竹简文字整理出来的书,到宋朝时,逐渐散失。学者们又从唐、宋古书里面摘出来编成书,叫《纪年》,这本书在古代影响很大,很多书引用它,唐朝人为《左传》作注解时,就引用了其中一些材料。关于两周之间的历史,就是唐朝人在书中所引用的材料。这一条重要材料,说两周之际社会动荡的时候,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跑到外祖父的申国去了,周幽王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皇后申后是正妻,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褒姒儿子不可能被传王位,只能传给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但是,周幽王不顾宗法制的原则,偏偏把申后废掉,把宜臼的太子名号也废掉,这时申后就回到她父亲的申国,后来太子宜臼也跑到申国去了,申侯又联合了西戎,把周幽王杀死。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变化。申侯联合徐国和鲁国,立平王于申,因为本来就是太子,所以称为天王,也是在周幽王死之前,宜臼就成了王,以后伯服也成了王,幽王死后就是“二王并立”。并立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有两次并立,一次是幽王和伯服,有石鼓文的材料可以为证,第二次是幽王的太子宜臼称王,后来伯服也称王。幽王死后,伯服和宜臼并立为王,这大概是20多年的时间。二王并立,这在政治上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再没有哪个朝代是两个天子并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是宗法制在这时出现了大的问题,其运转不灵,分封制遭到了破坏。这个宗法系统设计得非常好,但诸侯国的发展不一样,不随周王朝原来的设想来运转,这时系统发生逆转,实际上遭到破坏,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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