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简史

2023-07-17 14:10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简史

1、先秦：西周末年到东周初，王室与诸侯国开始设立专门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进行有意识的历史编纂活动。他们编纂的史书大都称为《春秋》（以春、秋季节指代一年），也有《乘》（晋国）、《梼杌》（楚国）等其他名称。其中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于后世，成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鲁《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虽以鲁国纪年，而兼记王室与其他诸侯国之事，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今存者共1.6万余字，叙事十分简略，但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以简练的文字寓含褒贬之义。成书于战国的《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托名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是一部对《春秋》内容进行补充、阐释的著作。它以《春秋》纪事为纲，增补了多达18万字的材料，成为一部内容更为丰富、翔实的编年史名著。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很多史著，但流传及今者只有寥寥数种。同样托名左丘明的《国语》以国别史体裁分国记述春秋史事，部分内容与《左传》重复，略于记载事件经过，而详于人物言论。《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作编年史，始于上古，及于战国，初具通史性质，而较简略。《世本》是赵国史书，亦始于上古，主要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又有“作篇”记古代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类似于后世纪传体史书中记典章制度的“志”。另外战国有一些作品虽非专门史著，但部分地具有史著性质。如当时学者整理周朝官制材料，并加以理想化组织而写成的《周礼》（亦名《周官》），近似于后代史部分类之下的政书。《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巡游经历，《山海经》记古代地理，皆以神话传说为主，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史资料。另外，《尚书》属于文献的汇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史书。

2、两汉：《史记》、《汉书》。东汉史学发达的程度高出西汉，史臣编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越绝书》开后代编写地方史志之端。荀悦又将《汉书》改编为比较简明的编年体史书《汉纪》。

3、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更加繁荣，私人修史之风尤盛，史著众多。关于东汉、三国的历史出现了多部著作，其中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范晔著《后汉书》（唐李贤注），质量最高，与《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为历代正史中之佼佼者。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08·选择）。《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才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有关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断代历史著作各有约20种，纪传、编年诸体皆备。以上两种外，又有晋臧荣绪著《晋书》、东魏魏收著《魏书》、南朝沈约著《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关于十六国的史书主要有北魏崔鸿汇集诸书而成的《十六国春秋》。其余体裁的史著也十分丰富，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地理、谱牒等等。如郡书有《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一方风物、史地的书籍，如《洛阳记》、《吴郡记》、《汉水记》、《庐山记》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和其它史实，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个时期的又一名著，它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它著作四百余种。《水经注》于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史实，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与地记、方志的发达相应，还出现了许多地图。西普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即《地形方丈图》。裴秀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4、唐宋元时期：唐宋时期，官方修史制度日趋完善。唐初设立史馆，置史官编修前代及本朝历史，由宰相监修。自此历代纪传体正史基本上都出自官方修撰。唐代官方编写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编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后晋修成《旧唐书》200卷。由宰相刘昫监修，原名《唐书》，因宋代欧阳修、宋祁重修唐书，为示区别，便有旧、新之名。此外，李延寿还独自删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史书，写成《南史》和《北史》。关于本朝历史，唐有起居注记皇帝言行，时政记记皇帝与宰相所论政务，皇帝死后即由史官在起居注、时政记的基础上编修编年体的实录（唐后期又先修日历，以为编修实录的长编），每隔一段时期又在实录基础上编修纪传体的国史。宋朝官修本朝史，除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以外，又有专记典章制度的会要，皆历两宋三百年不间断，其记载之全面详赡，卷帙之浩大，又出唐朝之上。私人修史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宋朝为盛。

政书的编纂——唐朝后期杜佑著《通典》200卷，将以往正史中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志”贯通发展为典制体通史，开创了古代史学中“政书”这一新体裁。南宋初年郑樵仿《史记》编纂纪传体通史《通志》，其中二十《略》叙述历代制度沿革，为全书精华所在。宋朝遗民马端临入元后撰成制度通史《文献通考》，分类更为细密合理，研讨宋制尤详。此二书与杜佑《通典》为古代“政书”类名著，并称“三通”。另有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以官制为纲，把当时的各种令式，加以简括，分别系在有关官吏的职掌下面。《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294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始于战国，止于五代，取材详赡，考订精确，体例严谨，叙事生动。南宋袁枢将《通鉴》所载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按标题各述每事始终，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著史体裁。朱熹则将《通鉴》简编为《通鉴纲目》，简明扼要，并注重以理学观点进行历史阐述和评价。宋元之际人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学理论的发展——唐前期刘知几著《史通》20卷，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书中讨论了编年、纪传等史书体裁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技巧，表彰秉笔直书，反对曲笔，并提出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的论点。南宋郑樵在其《通志》的总序中发挥了“会通”和“极古今之变”的思想，对史学理论也进行了探讨。

此外，宋朝学者在私修当代史方面成就突出，代表著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卷帙庞大，史料翔实。宋朝方志的著述、金石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元朝史学相对而言不算发达，值得一提的是统治者在编写汉文史书的同时，又以蒙古文修史，称为“脱卜赤颜”（蒙古语“历史”）。现存记载蒙古早期源流和大蒙古国前期历史的《元朝秘史》即是脱卜赤颜的残余，其组织结构、叙事方式都与汉文史籍有明显不同。

地记与地志在唐宋时代也相当发达。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全书分十道四十七镇，记述了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的沿革、山川险易、古迹史事等。每镇篇首皆有图，图已散侠，文大部尚存。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了关于云南地区的史料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写成《蛮书》十卷。《蛮书》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的途程道里、山川城镇、六诏历史、民族分布、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土宜物产以及南诏的经济、政治制度等，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备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隋唐地图的制作技术有所提高。裴矩在隋代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绘制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形势的地图和帝王庶人仪形服饰的图像。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虽然早已亡失，但被刻于石上，刻石现存西安碑林。这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宋代总志全国州县地理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字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详赡。另外，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写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专写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也都富有史料价值。

宋代对文献的类编和汇编也有很大成就，比较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文苑英华》等四部大书。

5、明清两朝官修史书制度在前代基础上小有变化，明朝较简单，而清制相对详备。私人修史方面，明前期成果不多，至明中叶以下转盛。私修当代史尤其活跃，作品数量庞大，几近汗牛充栋。但明朝私人史著量多而质不高，往往抄撮他人著作杂凑而成，或是道听途说，流于猎奇和臆测。明清之际，私修明史之风进入高潮，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代表作有谈迁所著编年体《国榷》、查继佐所著纪传体《罪惟录》、以及谷应泰主持编纂的《明史纪事本末》等。清朝官修的《明史》前后历时上百年始成定稿，成为“前四史”以下历代正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史学领域各有造诣。顾炎武除在《日知录》中撰写了不少史学考证条目外，还广泛搜集实录、方志、文集等资料，编纂《肇域志》述历代舆地沿革，《天下郡国利病书》述各地经济、风俗及有关制度的演变，尤详于明朝。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09·选择），叙述明朝各学术流派的传授源流和思想要旨，网罗宏富，提纲挈领，开创了以“学案”体编写学术思想史的新体裁。晚年又撰《宋元学案》未毕，为后人所续成。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宋论》，以深邃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他指出历史中存在着不以人的伦理是非、认识对错、善恶动机为转移和标准的某种客观规律，称之为“势”。由此主张社会进化，认为“理”在“势”中，倡导由势观理。王氏通过正向、逆向的历史考察，探求历史中的因果联系，不乏精辟之见，特别是一再讨论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充分揭示出“恶”的历史动力作用，从而偏离了单以伦理为标准进行历史评价的儒学传统。顾、黄、王稍后，又有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概述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沿革变迁，马骕作《绎史》对先秦史进行综合研究，都是史学史上的名著。

清代历史学的一大特色是考据学（朴学）兴盛。明朝后期心学空疏流弊明显，针对这一现状产，明末清初三大家强调博学多闻，提倡实证研究。顾炎武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其学术笔记《日知录》考证严密，注重探讨事物、制度源流，穷尽材料，归纳排比，说明其变化发展。主张就文字音韵等基础问题从事经学研究。这些观念都开启了有清一代考据学之风。到乾嘉时期，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考据之风大盛，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由于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也迫使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在古书中寻章摘句。在此意义上汉学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实它不仅是乾嘉、也是整个清朝学术的主流。其学术特征，一是以对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辨伪、考证为主要工作，二是在研究中广泛运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学科知识为辅助手段。清儒的考据方法已相当严密、科学，学者读书极细，善于从纷繁的古书内容中探求、归纳出某些行文用字条例，再用此条例进行演绎，弄清文字的含义、音韵，改正古书错误。无证不立，标榜“实事求是”，由证据得出观点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而不是先有观点后找证据。孤证亦不立，无反证姑存，有续证渐信，遇有力反证则弃之，最忌隐匿、曲解证据，因此他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清朝汉学家在用考据方法整理旧史方面做出了显著成就。其工作主要包括对前代史书进行注释考订、补阙、辑佚，为后人治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作了系统的考索、整理、归纳，并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名著。同时期的章学诚致力于探讨史学理论，撰有《文史通义》，其治学兴趣和方法明显有别于汉学考据诸家。章氏扩大了传统对史料的认识，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以此为标准，于正规史书之外，包经而兼采子集，编撰了历史目录学专著《史籍考》（已佚）。又区分史著为撰述（体现一家之言的专著）、记注（史料汇编、整理）两个层次，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写作要求。他还专门就方志学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志为史体”，是“国史羽翼”，进而主张修志时“分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将地方志编成纲举目张、繁简得宜、详近略远的地方史。这些看法深化了时人对史学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此外，明清两朝的政府，曾经组织大批学者，编辑了很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在这一时期编成的。康熙、雍正时，清朝政府编辑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共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又分门别类，搜罗宏富，是《永乐大典》之后的一部大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