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历代官方所修“正史” 的统称，均为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包括了《史记》（西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西晋陈寿）、《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宋史》《辽史》《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三代时期：商周时期是我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和文学没有区分。商代，甲骨卜辞带有官方文书的性质，开始注意到叙事的完整性，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发展、结果等要素，部分卜辞对历史事件做了详细的记载，反映了商朝的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天文历法、战争田猎、王朝世系等。但是总体而言，甲骨卜辞格式呆板，过于简略，文字也不出彩，但具备了史学和文学萌芽的存在。西周时期的史学和文学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大量的彝铭有了比较自觉的历史意识，彝铭和甲骨卜辞最大的区别是向单纯的人事记录转变；后期的长篇彝铭则有追述周朝发展历程、历代先王业绩等内容，是最早的记事叙史。关于殷商、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除了金文彝铭和甲骨卜辞外，还有一些更为正式的官方文书、王朝颂词等，由孔子编订后汇总为《尚书》[1]和《诗经》的“雅”“颂”部分以及《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雅”“颂”虽有艺术夸张的地方，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可以与其他文献互相佐证。

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编年体国史。国史的出现有两个条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历史记载的发展。“春秋”是当时各国国史的统称。这一时期，也存在其他形式的历史记载，如对先王世系、古代文献、先王法令等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家历史观点各有异同和实践，反映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开始被认可。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私人历史撰述。最早的私人历史撰述作品是孔子的《春秋》[2]。《左传》[3]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该书对民族关系的重视具有开创意义。《国语》是和《左传》基本同一时期的国别体史书，相传与《左传》均为左丘明所著。《国语》记载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政治言论，以晋国最多。该书的特点是取材多途，体例不够严谨，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全书善于指陈历史形势或对历史事件加以总结。《战国策》是对战国时期纵横家言论的记录，今本由西汉刘向校订，共33卷，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文献。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未名书籍，内容类似《战国策》，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内容可补《战国策》的不足。《竹书纪年》和《世本》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史书，带有通史的雏形，均亡佚。前者可能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是中国编年体通史的先河；后者包含多方面内容和多种体裁，反映了先秦史学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其他先秦文献，例如《仪礼》《周礼》《山海经》等中也保留了部分史料。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加强，开始立足于人事审视社会现象和自身命运。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有重大影响。西汉时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4]，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东汉时期，班固（32-92年）所著《汉书》[5]，是这一时期又一部史学著作。《汉书》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东汉末年，汉献帝因觉《汉书》晦涩难懂，令荀悦参照《左传》体例编写《汉纪》供其参阅，该书是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共30卷。

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中国史学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正史”撰述的高峰期，“二十四史” 中有13史完成于这一时期， 此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历史记叙，历史笔记勃兴。今本《后汉书》的“纪”、“传”部分由南朝宋时期的范晔完成，“志”则是从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移植。范晔对历史材料的整理和对史事的评论是《后汉书》的两大特点，司马彪的“志”则注重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保存至今的唯一的兼叙三国史事的著作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全书叙事简洁，纪传体有所发展，但在历史观上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刘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6]。《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合称为“前四史”。 此外，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还有沈约的《宋书》[7]、魏收的《魏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前两者以大量篇幅为高门大族立传，且家族子孙每每附于传后，反映了时代特点；后者在历史观上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的另一个发展体现在地方志的编撰，代表作有常璩的《华阳国志》、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8]等。唐代贞观年间，中央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史馆，是官方修史的新发展。贞观年间，完成了前朝历史的编撰，即《梁书》[9]《陈书》[10]《北齐书》[11]《周书》[12]《隋书》[13]，这些史书对南北关系采取同等看待的态度，反映了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政治家和历史家对南北朝历史的新认识。

贞观年间还重新编修了《晋书》，以“载记”的形式记录十六国政权。此外，唐代时期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也是著名的历史著作。 贞观年间，还出现了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是研究贞观之治的重要材料。 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史学批评和理论著作《史通》（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作者刘知幾。全书内篇叙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撰述原则，外篇叙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反映作者对历史的理解；提出了才、学、识为“ 史家三长”。刘知幾认为，“才” 是指掌握文献和运用体裁、体例以及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改变了历史撰述的格局。《通典》囊括制度，贯穿古今，议论得失，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为政书体（又称“典制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历史地理方面，隋唐时期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总志，现存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由于该书的图已亡佚，故又称《元和郡县志》。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期。《旧唐书》完成于五代后晋时期，共214卷 （纪20篇，传150篇，志30篇）， 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新唐书》 完成于北宋年间，欧阳修、宋祁等是主要编撰者，共225卷（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 全书“志” 写得丰满而“表”有所创新。《旧五代史》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人编撰，共150卷（本纪61 卷，列传77卷，志12卷），全书“纪”详“志”备。北宋中期欧阳修一人完成《新五代史》，全书体例严谨，用笔凝练。元代时期，完成了对辽、金、宋三朝历史的编撰。《辽史》116卷（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金史》135卷（本纪 19 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宋史》496卷（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 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宋元时期，会要体（断代制度史）史书有所发展， 代表作有《唐会要》《五代会要》等。元代政治和历史紧密相连，《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反映了这一特点。宋元时期还出现了两部通史著作。《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共294卷，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 年的历史，该书诞生后，就有许多人为其作注，最著名的是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通志》，南宋郑樵撰，是纪传体通史，共200卷，该书的“二十略”（“略”即前朝史书的“志”）是全书的精华，扩大了对典章制度的研究，反映了作者的史学思想和观点。《文献通考》是宋元时期的一部政书体史书，共348卷，马端临著，全书记录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通志》《通典》并称“三通”。宋元时期其他重要的史书还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该书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的体例）、《蒙古秘史》[14]等。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总结时期。官修史书方面， 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史书是《元史》（编撰时间短促，存在不少问题）、《明会典》（当朝典章制度）、《明实录》[15]（是研究明史最重要的史料）。清代官修史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明史》（编撰时间近百年，共332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详略得体，但讳言南明史事和满清入关前建州三卫与明廷的关系）、《清实录》（保留了大量原始档案）、续“三通”[16]、清“三通”[17]等。清代是历史考证学取得辉煌成果的时期，代表作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等。 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做出了总结和发展，他在《文史通义》 中对前朝的史学理论加以总结，提出理论性认识，发展了“史家三长”说，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明清时期，地方志和稗史的增多，反映了史学和社会的结合。

[1]是我国上古时代文献的汇编。今传《今文尚书》28篇，是在西汉时期编订的，其中少数篇章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所做，多数则是殷商、西周时期的作品，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尚书》记载了殷商、西周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发展状况、政治统治情况和意识形态等。

[2]孔子所编修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撰述历史的著作，所记上起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讫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大致记叙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排列史事有一定规范，以时间顺序（年代、四时、月、日）综合、排比，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用词严谨有序，反映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春秋》表明了孔子的历史思想。

[3]相传由左丘明所著，记载了上起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讫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共 255年的历史。《左传》发展了编年体，即在编年记事的总格局下，集中写一件事的本末或一个人的经历，弥补了编年体对事实经过、人物活动割裂的不足，记叙了不少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在历史表述上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4]原名《太史公书》，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约前90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 3000 多年的历史。全书分为12本纪（以年代为序记帝王言行、政迹）、10表（以年代为序记各时期的重大事件）、8书（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制度）、30世家（记诸侯国兴衰）、70列传（记代表人物的活动）共130篇，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

[5]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作者是东汉时期的班固。全书内容恢弘、结构严谨，由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组成，计100篇，120卷，其中《天文志》由班固妹班昭和马续续写完成。《汉书》创立了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全书行文言简意赅，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地位。

[6]陈寿的《三国志》完成后，时人认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且“纰缪显然，言不附理”的地方也很多。因此，在宋文帝初，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作注。裴注内容以补阙、惩妄、备异、辩论为主，一反作注的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考订上，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体例，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

[7]是记载南朝宋时期历史的史书，梁沈约奉诏所撰。沈约以前人史书为底本，重订体制，删削增补，撰成《宋书》。全书共100卷，分为帝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全书首创“家传”形式，标榜“孝行”“孝廉”，反映了时代特点；“志”写得丰满有序，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全书所记上起41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下讫 479 年（宋顺帝昇明三年）。全书侧重文章辞赋，神秘主义气氛浓厚。

[8]北魏杨炫之撰，全书借记佛寺以叙述史实，是北魏流传至今的一部文化史名著，以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为纲，提纲挚领，体例明确，内容虽以记佛寺为题，但着重记载当时的风俗、地理、人物、政治以及传说故事等，可补《北史》《魏书》之不足，全书叙事简练，文辞隽秀，但在历史记载中常常插入宗教迷信等荒唐故事，损害了所叙史事的可靠性。

[9]帝纪 6 卷，列传 50 卷，姚思廉撰。

[10]帝纪 6 卷，列传 30 卷，姚思廉撰。

[11]帝纪 8 卷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列传 42 卷，李百药撰。

[12]帝纪 8 卷，列传 42 卷，令狐德棻撰。

[13]帝纪 5 卷，列传 50 卷，魏征、颜师古等撰。

[14]《蒙古秘史》是第一部比较全面记载蒙古族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对外征服等内容和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

[15]“实录”是记录某一皇帝在位时期重要言行和国家大事的一种史书体裁，起源于南朝，现存最早的实录是韩愈编撰的《顺宗实录》5卷。

[16]是《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的合称。

[17]是《 清通典》《清文献通考》《清通志》的合称，是续“三通”的续作，和“三通”、续“三通”并称“九通”；光绪年间又有《清朝续文献通考》，和上述九书合称“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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