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上的大时代、中时代、小时代

一部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的历史，是分为两个大时代，四个中时代，和若干个小时代的。

两个大时代，分别就是农牧业时代和工商业时代。

四个中时代，分别就是农牧业时代的前期——奴隶时代；农牧业时代的后期——地主时代；工商业时代的前期——工商业被压制的时代（宋元明清）；工商业时代的后期——工商业被支持的时代（新中国）。

若干个小时代，分别就是：炎帝时代、黄帝时代、夏商周时代、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与五代十国时代、宋元时代、明清与民国时代、新中国时代。

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具体时间，要从距今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落成算起，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是有6400年。

距今64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落成，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考古学事件。

这个标志性的考古学事件，结合《三皇本纪》所记载的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庖犧氏从东北地区南下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由此变为祝融氏；中原地区的本土居民燧人氏，就由此变为共工氏；然后，共工氏“乃与祝融战”；这时，起源于渭水流域、已经发展到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的女娲氏，就“以济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于是，天下就“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氏没，神农氏作”。

在这个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中，龙、鹿、蜘蛛等蚌塑形象所赋予的文化意涵，第一次从东北地区，来到了中原。

“天盖墓”中的龙、鹿、蜘蛛等蚌塑形象，与《三皇本纪》中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成对的鹿皮）为礼”的记载相合。

联系到比这更早的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赵宝沟文化遗址中的龙、鹿、蜘蛛等文化现象，就说明，庖犧氏就是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赵宝沟文化遗址的主人。

他们入主中原之后，“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所以，就变成祝融氏。

庖犧氏之庖，就是说，他们曾经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包里；庖犧氏之犧，就是说，他们以肉食祭祀祖先、半农半牧、以龙为图腾历史宋元政治框架，尚武好战。

祝融氏之祝，就是说，他们主持祈祷活动，是统治者的身份；祝融氏之融，就是说，冰雪融化准备开始农业生产，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导者。

“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说明他们信奉五行学说——包括“五德终始说”。

而由于祝融氏“都于陈（河南淮阳），东封泰山”，导致泰山地区的本土居民们，因为五行学说中“石克木（金克木）”的信仰，而形成“泰山石敢当”的意志，从而与祝融氏战斗，造成了“龙马精神海鹤姿”——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局面。

“龙马”，就是濮阳西水坡遗址“天盖墓”中的那种龙；“海鹤”，就是泰山地区本土居民们的图腾。

于是，由于共工氏认为他们的德运为“水德”，被“木德王”庖犧氏所压迫与剥削，是为“水生木”，所以，他们就乘势“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

这时，女娲氏就“杀黑龙以济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

这样，祝融氏就变为伏犧氏。

伏犧氏之伏，就是打了败仗，伏地而走；伏犧氏之犧，就是兮，可歌可泣。

而“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这个“山阳高平之西”，就正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地区。

所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天盖墓”中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战败而死的庖犧氏部族之先王。

由于情况窘迫，当时只能草草安葬，所以，墓葬中没有贵重的陪葬品，只有就地取材的蚌塑龙、虎、鹿、蜘蛛等图案陪葬。

但是，墓葬的形制与设计，足以证明其身份之高贵。

至于“葬南郡”（葬在湖南）的伏犧，当然就是他们的先王死后的继任之王，带领大家逃到湖南后，死在了湖南。

从庖犧氏的“木德王”，到共工氏的“以水承木”，再到泰山地区本土居民的“泰山石敢当”，说明五行学说，是当时天下各个部族所共同信奉的宗教文化。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金属实物和金属概念，所以，当时的“五行学说”里，是没有“金”的概念的，相应的地方，是用“石”来代表的，就是“石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石”；“石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石”。

在将庖犧氏赶出中原之后，女娲氏就以“断鳌足以立四极”为其政治主张，成为了以中原为天下之中心的天下领袖，从而变身为神农氏炎帝。

所以，女娲氏部族的仰韶文化，就成为当时天下的主导性文化，迅速扩展至中原。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融合性的民族，这时候，就既有共同的文化，也有统一的政治架构，从而正式诞生了。

而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天下的其他文化历史宋元政治框架，也影响到了仰韶文化，所以，仰韶文化，这时候就体现出庙底沟文化的特色。

庙底沟文化对应的就是神农氏炎帝时代。

不过，神农氏炎帝时代，从距今6400年起，到距今5500年就结束了；而庙底沟文化，直到距今4800年才开始转变为龙山文化。

这是由于，距今5500年到距今4800年之间，中原地区，又被庖犧氏的后裔所统治，而庖犧氏的文化，没有接受女娲氏文化的“中”字概念，没有与中原文化实现融合，他们的统治是属于“异族”统治。

“异族”统治，只能统治到社会的上层，统治不到社会的下层，所以，中原文化的底色，就没有什么改变。

距今4800年到距今4000年之间，庙底沟文化转变为龙山文化，这就是属于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的天下领导者，其实，还是庖犧氏的后裔。

不过，这时候，庖犧氏的后裔们接受了女娲氏的“中”字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了同化，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二次融合，所以，这时候，就不是“异族”统治了，而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正统统治。

龙山文化之后，就是夏、商、周时代。

夏、商、周时代结束，农牧业时代这个大时代的低级时代——奴隶时代就结束了。

从秦汉到五代十国，是农牧业时代这个大时代的高级时代——地主时代。

五代十国过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这时，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大时代，这就是工商业大时代。

为什么说，这时的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时代——工商业大时代呢？

因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表明，工商业生产，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格局中，已经占据了不可轻视的地位。

事实上，数据表明，宋朝也确实是不可能忽视当时的工商业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熙宁10年(1077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北宋朝廷的财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

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只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到了70%。

这个对比性的数字说明，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工商业生产，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

经济性质的变化，当然会反映到社会的政治体制上来，所以，宋朝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与之前的汉唐时代大不相同的。

这就是说，宋朝，确实是从农牧业生产时代，进入到了工商业生产时代。

而从赵匡胤黄袍加身，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都是属于中国工商业生产时代的低级时代——工商业生产受到政治压制。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就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工商业时代，就进入到高级时代了——工商业生产受到政治支持。

而在这所有的两个大时代、四个中时代之下，明显的，还有若干个小时代，包括炎帝时代、黄帝时代、夏商周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和五代十国时代、元宋时代、明清时代。

这些小时代与大时代以及中时代的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它们不再以生产性质的不同，展现出其时代的特征；而是以政治体制的不同，展现出其时代的特征。

也就是说，大时代、中时代，是以生产力导致的经济基础为主，来决定其表现特征的；小时代，就是以文化意识导致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为主，来决定其表现特征的。

二，中国特色的奥秘

比较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具有显著不同。

这个不同，不光是历史之长短的不同，还有历史之特性的不同。

这些不同的历史特性，表现在哪里呢？

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建立在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创者——庖犧氏和女娲氏，都是农牧业生产者。

他们的祖先华胥氏和宓牺氏，生活在渔猎时代，通过前后接力，开创出农牧业生产，孕育出他们庖犧氏和女娲氏。

但是，华胥氏和宓牺氏，开创了农牧业生产，孕育了庖犧氏和女娲氏，却并没有孕育出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原始血脉，不仅有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的庖犧氏，和生活在华胥氏与宓牺氏的故地——渭河流域的女娲氏，还有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燧人氏，以及生活在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的主人们，我们姑且称之为东夷氏。

之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原始血脉是由这四个不同地区的原始部族融合而来，就是由于，这四个原始部族，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区域，而农业生产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带有竞争与扩张性质的殖民性农业生产——奴隶化大生产产生了，导致不同区域的各部族，发生了相互掠夺、竞争与碰撞。

在这样的相互掠夺、竞争与碰撞之过程中，就产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易经》文化。

第二，《易经》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二个特性。

可以说，农牧业生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基础，《易经》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指导。

《易经》文化，以阴阳比较为其基本的思维方式，通过《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四象，来象征客观世界的四个不同方面。

《太极图》就象征事物的原始性的——物。

《五行图》就象征事物的倾向性的——事。

《洛书》就象征事物的高级性的——物。

《河图》就象征事物的必然性的——事。

就好比鸡蛋与鸡仔，我们要研究鸡蛋的结构与变化倾向，就看《太极图》和《五行图》；我们要研究鸡仔的结构与变化规律，就看《洛书》和《河图》。

《太极图》和《五行图》，与《洛书》和《河图》的区别，就是《太极图》和《五行图》里，只有“对立统一”，没有独立的“中”；而《洛书》和《河图》里，不仅具有“对立统一”，也具有独立的“中”。

这个独立的“中”，就是《洛书》和《河图》里面的“阳五”。

它们就相当于鸡仔的脑袋，能够指挥和协调鸡仔全身的各个部分。

而正是由于我们特有的《易经》文化，就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第三种特性。

第三，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三种特性，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连续性、发展性、以及各个小时代之内在特征的一致性——各个小时代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都是以一个“中”字为其灵魂，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表现特征上，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个小时代，都是以一种体制为基础，开始从弱到强，然后，又盛极而衰。

于是，这种体制瓦解，这个小时代结束，又重新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又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小时代。

而新的体制、新的小时代，一定是在前一个体制和时代的基础上的——上升与发展。

比如说，最早的神农氏炎帝时代，她的体制，就是女娲氏所创立的“断鳌足以立四极”。

其中的“四极”，就是指庖犧氏、女娲氏、燧人氏、东夷氏四个部族。

由于庖犧氏在中原战败之后，其首领带领主力部队逃到了湖南，在湖南建立了政权，所以，当时的四个部族，就分别占据东、西、南、北四方，形成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一共“四岳”。

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通过“四岳并举”，来实现“八方共和”。

“八方”，就是四个部族分为四方；而四个部族所在区域中的、不属于四个部族的其他所有部落，又分为四方，一共就是八方。

这样的四岳八方，在女娲氏的领导下，就实现了“天下结盟”。

但是，这个体制，主要是用来协调四大部族之间的关系的，而没有考虑到四大部族各自的内部矛盾，所以，在碰到四大部族各自内部发生矛盾之后，神农氏炎帝，就有些说不上话了。

但是，神农氏炎帝是天下最高级的领袖，是人间的神，四大部族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就只有来找神农氏炎帝帮忙。

而由于部落矛盾都牵扯到部落利益，神农氏炎帝不论怎么说，都要得罪人，这样，他受到的非议，就会越来越多，他的威望，也就越来越低，直到最后颜面扫地。

我们从八代神农氏炎帝的名号，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威望的变化。

八代炎帝的名号分别是：“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牦，牦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魁、承、明、直，这几代炎帝是有威望的。

牦，就是只有号召一派人去反对另一批人了。

哀，和克，就完全没有面子，是凭硬实力说话。

榆罔，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与理念，却没有信众跟随了。

正是由于神农氏炎帝时代的体制，是协调部族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协调部族内部的部落之间的关系的，所以，神农氏炎帝，面对各个部族内部的部落矛盾，就力不从心，这就导致黄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的针对性改革。

黄帝时代，口号是“协和万邦”，就是取消“四岳并举”，改为“四岳”由黄帝派遣任命，黄帝的权力直达地方。

这样，“四岳”解决不了的事情，黄帝就可以从上面直接插手了。

后来的颛顼、帝喾，虽然在体制上做了一些微调，比如说划分九州，但是，总的宗旨和基本套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不过，五帝时代的体制缺点，就是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展，地方强势者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帝王所在的部落凭着自己的实力，压制不住这些强势者。

这就没有办法了，就只有让天下乱下去了。

于是，夏、商、周时代，就实行“家天下”，由大家向帝王进贡。

这样，帝王之家，就比一些地方暴发户，多了一些财路，就相对更有实力，去压制一些暴发起来的强势者了，从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但是，因为暴发户们具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也有理由去讨伐、兼并那些“得罪”了他们的弱势部落，而帝王之家，并不是总是有那么充足的实力，去制止他们的兼并战争。

所以，夏、商、周，就相继灭亡。

面对如此局面，就只有消灭地方武装，不让暴发户们拥有军队，才能够制止兼并，维护天下的持久和平。

可是，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上，怎么去消灭地方武装呢？

地方诸侯如果没有武装，他们怎么去压迫奴隶们干活呢？

所以，只有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再也用不着地方武装去压迫奴隶们干活了，这样，才能够消灭地方武装。

这就是秦汉时代的政治体制。

但是，秦汉时代，没有了地方武装，却还有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财大势大，又拥有地方实权，还是能够上欺皇权，下欺弱小地主，还是能够对弱小地主进行不流血的兼并。

于是，到了隋唐时代，政治体制就再次发生变化，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旨在消灭门阀士族。

但是，虽然门阀士族消灭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受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化影响较深，所谓“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就导致隋唐时代，类似于周初诸侯封建制的“节度使”制度盛行。

这等于就是一场无意识的“复辟”封建制，让地方诸侯重新拥有了武装。

所以，就导致了最后“五代十国”的动乱。

宋朝吸取“五代十国”的教训，导致“重文轻武”。

但是，“重文轻武”，并不是宋朝“富而不强”的真正原因。

宋朝的“富而不强”，其实，是由于农业技术的高度发展，催生出了兴旺的工商业生产，使得工商业生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而破坏了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秩序。

但是，宋朝统治者没有理顺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导致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恰恰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得比较慢，没有这样的矛盾，这就使得宋朝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外战争的主和与主战之态度，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工商业生产者主和，农业生产者主战。

而工商业生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主和，就成为宋朝对外战争的基调。

但是，工商业生产者之所以主和，也是由于他们受到压制，实力弱小，经不起折腾，没有放手一搏的本钱的结果。

从早期工商业生产的本性来说，她们应该是具有侵略性、扩张性、竞争性的，就像西方工商业最初的海外殖民一样。

但是，中国早期的工商业，没有她们本来应该具有的侵略性、扩张性、竞争性。

这就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与政治体制，加上人数众多的农业生产者，三方共同压制的结果。

正是由于宋朝工商业者，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不佳，这就导致他们在后来的明朝的政治体制中，进一步地受到打压。

明朝的政治体制，重新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表明看来，是由于工商业者，在宋朝的对外战争中表现不佳的原因，其实，还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以“中”字为核心，重和谐，求稳定，对工商业者的竞争性的价值观，不可接受的结果。

这也就导致明朝，仍然不能解决工商业者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明朝，必然是重蹈宋朝之覆辙。

那么，我们从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这三种特性中，能够发现什么奥秘呢？

这个奥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是以“中”字为基准、为灵魂的。

就像是一个人挑担，前面是强势者，后面是弱势者，政治体制，就是那中间挑担的人。

而在这个挑担的人的旁边，还有一个第四者，那就是外部环境。

政治体制，一开始是掌握着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的平衡，又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取得妥协与协调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强势者，会越来越强势；弱势者，会越来越弱势。

最终，挑担的人，掌握不住两边的平衡，或者，更有环境因素的干扰，于是，挑担者，一下子瘫倒在地。

整个体制就崩溃了，社会，就要重新洗牌。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体制之下，强势者会越来越强势，弱势者会越来越弱势呢？

这就是由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唯一的变量。

而新生的生产力，最先，又是由强势者所掌握的。

谁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谁就是社会的强势者，也就是社会平衡与和谐的破坏者，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反对者。

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中，生产力的掌握者，即社会的强势者，永远不可能彻底地掌握住政治体制。

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就会立刻崩溃，历史，就将进入下一轮的发展与循环。

而在下一轮的发展与循环中，强势者们，仍然是政治体制的平衡对象，仍然是政治体制的和谐对象。

他们仍然要与政治体制作斗争，直至最后掌握政治体制，从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再一次崩溃。

历史，由强势者们推动。

历史，由弱势者们修正。

历史，由弱势者们所打造的政治体制来驾驭。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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