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并举之唐代乐舞发展的影响

2024-04-05 13:05

引言：

隋唐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整合发展的重要时代，唐代是中外文化由对立逐步走向融合的时期，是南北思想文化高度融合的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期。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唐代是在多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具有开放的胸怀。

正是有着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才使得唐文化能够广采博取，蓄收并蓄，形成博大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反之，唐文化的开放与繁荣又促进了艺术的蓬勃发展与绚丽多姿。开放的文化与思想赋予了唐代乐舞新的内涵。唐代乐舞不仅体现着文人义士的思想趣味，更承载着唐代博大的文化精神。唐代的文化对乐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文化；二是中外文化。

宗教文化对乐舞发展的影响

儒释道并称三教道教文化对诗人的影响，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从官方到民间，都称儒释道为三教则始于唐代。儒释道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其对乐舞艺术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需要一提的是，释与道都是名副其实的宗教，而儒则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非宗教的意识形态。

因为，儒对乐舞的影响就是其思想对乐舞的制度化，规定制约了乐舞的表现方式。而释与道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追求。正是释与道提供了对人生与宇宙思考的参照，影响了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意趣，继而又影响了乐舞的思想与情感，最终形成乐舞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艺术特征。

01儒学

南北朝时，天下礼崩乐坏，各地典章殆尽。到了隋代，隋文帝立国，锐意制礼作乐，诏令太长卿制定雅乐。唐始开始修订修缮雅乐，唐代儒学地位很是崇高，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建立，以传统儒家学说为基础。上古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及礼乐思想对唐代雅乐的制定及社会等级的区分有极大的影响。

儒者，专视“先王之音”为雅乐。雅乐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御史大夫杜淹曾对太宗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乐施之于邦国，则朝廷许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场，则世民勇。只有“重症和平，典雅纯正”的音乐才能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和国家的发展。

武德九年到贞观二年，唐高祖令孝孙修订雅乐，命其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遵照儒家礼乐的思想，制定“十二和”之乐。“十二和”之乐需以符合儒家礼乐的要求，盛大的音乐有着自然的和谐，隆重的礼仪有着自然的界限。这套乐舞制度，也深得太宗的称赞，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套盛世乐章。

从太宗后唐代的历代圣明君王都沿袭不变，用礼乐治国。“礼者为异，乐者为同”，是儒家较为重视的礼乐思想，在唐代更是严格区分等级特权的礼乐制度。礼，是区分社会“差序格局”的系统规范；乐，则是配合“差序格局”的教化工具。唐王朝社会等级的分明，与此相适应，乐舞文化的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别。

朝廷为此建立了复杂的制度规则，规定不同等级的群体享受不同等级的乐舞服务。统治阶层享有最高层级的乐舞服务，其乐舞规模之大，形式之新，内容之多，种类之全极尽人间奢华；各地官僚、军阀、富豪及文人士大夫享有中间层级的乐舞，其乐舞多为朝廷配设的官伎等提供的乐舞服务，其乐舞中多杂有地方民间乐舞的形式与内容；农民及市民阶级则享有最低层的乐舞服务，其乐舞以民间生活为题材，具有极强的自娱性。

可见道教文化对诗人的影响，“十二和”之乐以黄钟为十二调之首，显其尊贵的象征，以黄钟的数量为等级划分的标志，按等级来规定。仅从乐舞服务的层面，就能窥视到礼乐中尊卑有差的思想对乐舞制度的影响。

02道教

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的宗教，它既是道学又是宗教，是从道家学说逐步演变发展为成熟的、被上层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宗教。唐代尊崇道教，唐高宗李渊尊老子为先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为君权神授的名正言顺，道教更是被披上浓厚重彩的神话色彩。

唐太宗也崇道，他营建导管，实行有利于教徒经济的措施。唐高宗“自以李氏为老子之后也”，遂命乐宫制道调。玄宗时期道教达到机身，道教学派林立，道教文化思想出现了义理化。道教的发展反映到各门类的一书中，在诗文、建筑、壁画、书法等一书中足以窥见其道教色彩，乐舞更是如此。

如今，我们就以《霓裳羽衣曲》为例，看看道教文化对此乐舞的影响有哪些。在玄宗的指导下，道教乐舞在道教文化的赢下下，形成其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神仙以为的艺术特色，乐舞进入繁荣昌盛全面发展的时期。玄宗酷爱的《霓裳羽衣曲》是唐代燕乐歌舞大曲中的法曲名作，该乐舞从产生到内容以及使用上都无不以道教活动有关。

《霓裳羽衣曲》的作者系唐代崇道甚笃的皇帝唐玄宗，他在创作此曲时，其创作的灵感就来自他游仙的幻想。此曲注入了神仙故事的内容，以轻盈流畅、精致典雅的舞姿，及“美若天仙”的舞女表现了虚无缥缈，美妙的神仙幻境。因此，此曲既表现了一个超脱现实的仙境世界，又反映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现实。当乐曲初作完成之后，天宝四年七月，册立女道士杨氏为贵妃，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此曲就是在特有的道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从产生到使用以及表现都与道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外来乐舞文化对唐代乐舞的影响

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化昌达、艺术繁荣成为唐代的标志，而这些都源于对外文化的广泛交流。对外文化的交流，使唐朝境内不时出现来自各个国家，说着不同语言，身着奇装异服的外国人。大量的外国人定居于此，长安、洛阳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聚集地，盛极一时。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艺术在中国得到交流和传播，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流。

当时，定居于唐朝境内的外国人不仅向唐朝学习农业手工业技术、法律、经济、天文历法和音乐舞蹈，同时也向唐代传播本国的科技文化艺术。他们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文化艺术及审美意趣对唐代的社会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时，献艺的外国乐工艺人不乏其数，外来的乐舞艺术不仅在宫廷大放异彩，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可见，人们对外来乐舞的喜爱，及其传播至广。外来乐舞文化对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影子，及唐代大量汲取融合外来乐舞文化，形成中外乐舞文化交流的宏大场面，堪称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辉煌篇章。

唐初，在广泛搜集民间乐舞，继承传统中原乐舞的基础上，“别求新声于异邦”，成为唐代乐舞制作的指导思想。唐太宗时，“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后列入国家十部乐的，除燕乐施唐初新制的，清乐施汉晋及南朝所保存的汉民族传统音乐，西凉乐施凉州所传承的中国旧乐外，其余的均采自域外。

这些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部别具一格，风格浓郁，特色鲜明，其歌曲、舞曲、乐曲、乐器、服饰、道具等，均保持本民族独特的风格，长期保持原有风貌，演员与乐工多来自个国家或地区。

唐高宗时，所设立的做、立部伎就是胡乐与中原乐舞交融的最佳证明。坐、立二部伎是上演历代编创的歌颂皇帝文治武功的乐曲。它是唐代宫廷长期积累的乐舞，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到玄宗各时期的乐舞的总汇。这是一种演奏于朝会宴会的特殊雅乐，其有坐、立二部之分，亦仿古代雅乐的形式，堂上做奏为坐部伎，堂下立奏为立部伎。但其乐曲、舞曲及乐器，与各具风格的十部伎不同，采取了融胡、俗与一炉的方式。

综述

唐代是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民族，是一个拥有“包容乃大”思想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敢于创新的民族。它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使之为我所用。汉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和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统一强大的隋唐更为多样流畅。大量外来的文化及乐舞不断涌入，在唐代形成了全面荟萃融合的多元文化，共同铸造大唐文化艺术高潮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