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德士，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他的父亲是米讷・李・贝德士，母亲是乔其亚・金妮・贝德士。贝德士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担任哈菜姆学院院长。1916年，19岁的贝德士毕业于此，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贝德士获得4年的阿尔伯特・提克浩特奖( R. Prize)，并被评选为俄亥俄州的罗兹学者( )。罗兹奖学金是美国项层次很高的奖项，获得者成材率极高。

创建中国近代历史学

依靠罗兹学者的奖学金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家，贝德士进入了英国牛津大学。在牛津，贝德士于1920年获得近代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他又获得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

贝德士在牛津学习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牛津大学校园也不复宁静，激情澎湃的大学生纷纷加入到战争中去，贝德亦是其中之一。他先是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后正式加入美军服役，战争结束后返回牛津继续读书。1920年夏天，他回到美国，7月，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 )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开始了他在中国30年的非凡生涯。

图｜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

贝德士到南京金陵大学后第年是在华言科学习中文。在这里，他认识了生中最重要的人一黑眼睛的加拿大女孩莉丽娅・罗宾斯( )，两人情意合，于1923年6月21日在南京结婚，1926年生子莫顿・盖罗德，1928年生子罗伯特・舍尔。

到南京的当年，贝德士就担任了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教授。该校由188年创立的汇文书院合并基督书院、宏育书院来由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联合运营。

图｜贝德士

贝德士进入金大，正值金大转型之时920年中国政府教育部视察金大，在视察报告中曾指出:“要之，该校农科成绩较著，教科设备均较完备，不特为该校之特色，亦国内此项学校之翘楚。”至于文科，则谓:“该校文科设立最早，虽有学制，仍照部章办理，然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故就一般而论，殊无成绩可学、所史、政音经济等科，在文科中皆为要科目，而各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缺中国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二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当时金大文科之薄弱，可见一斑。

金大的历史系刚开始是与政治系连在一起的，贝德来到后，锐意经营历史学科，4年后历史系与政治系分离，独立成系。据《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记载:“一九二O年贝德士先生(MS. Bates)来校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家，教授西洋史及政治学课程，彼时之中国史附属于国文系中，一九二四年历史与政治分别成为两系独立，课程编订、图书购置、教学指导，悉由贝先生一手规划。”

图｜金陵大学

1925年到1926年，贝德士回到耶鲁大学，担任大学学者( )，之后返回南京。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即将占领南京，直鲁联军败退之际，南京的地痞流氓勾结乱兵，乘着当时反基督教运动的背景，对外国侨民及其财产进行抢劫。

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被乱兵枪杀，贝德士亦被乱兵抓住。危急关头，其中国籍佣人奔回其住所，抱着贝德士的幼子逃回自己家中避难，以免被乱军所害。此事给贝德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一直深深感念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情谊。侥幸脱险后，贝德与其他传教士一起逃往上海。金陵大学当年秋天复学后，贝德第一个回到了南京。

此时，陈裕光先生担任了金陵大学校长，这是金大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校长。随后，金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获准立案,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此后,直到抗战全面爆发,金大经历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贝德土的精力主要用在金大学术的培植和发展上。

图｜贝德士

一手扶持金陵大学历史学系

金大历史学系在贝德士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本校毕业同学为社会所知名者如杭立武,刘迺诚,蔡维藩,马博厂,陈恭禄,王绳祖,徐国懋,陈铁民,江文汉,韩荣森诸君,皆出先生之门下”。

而其中的蔡维藩、陈恭禄、王绳祖、韩荣森等又留在历史学系任教,促其进一步壮大。在这些著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金大历史学系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均发展到了上乘水平。在教学方面,金大历史学系自成立以后,便注重培养学生,并且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过去的历史教学注重中国古代历史,而且与传统经学、小学关系粘连纠缠,没有形成独立的近代学科体系。

随着近代西方新史学的传入,中国近代史与欧洲历史成为关注的热点,贝德士等人以敏锐的嗅觉,建立了一套新的教学体系,“以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及历史方法论为主干课程,给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培养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反观中国历史,用全新的方法研究中外历史”。主要课程包括“中国近百年史”“中国通史”“近代欧洲史”“世界史大纲”“历史研究法”等。

图｜杭立武

学生对中外历史有了全面系统的基础性知识之后,再为其开设专门史课程,如“明清史”“欧洲近代外交史”“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俄国史”“印度史”等，使学生在“博”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专”“精”“深”,增强其学习和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对历史系的教学理念有所阐释:本系所持政策,早年注意于:(甲)灌输欧洲史及世界通史之知识。(乙)研究日本史与俄史,此二国历史为国内一般大学所忽视者。(丙)用近代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史。近年以来,除上述三项外,更添设美国史及历史方法等课程。本系所设课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亦得选读,自一九二○年来,高级课程班上,经常有金大女学生。”

图｜1947年贝德士在玄武湖和金陵大学学生合影

在学术研究方面,金大历史学系也走在各大学的前列。贝德士对史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据他自己总结:“历史学,我的主要训练是近世欧洲史与英国史,通过自学与研究生攻读,扩大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日本、印度、俄国,还有若干美国史一几乎是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历史。与史学研究相关联,还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兴趣,包括在牛津的攻读与早先在金大讲授的政治学,接着是政治史、国际关系和当代事件,特别是远东地区,拉丁文和希腊文(前者每星期用一两次),谙习法文、中文、德文,俄文、日文可以对付姓名、工具书及勉强阅读。”贝德士对知识涉猎的广博可见一斑。他还出版了一些值得称道的著作等等。

图｜金陵大学，1913年

在贝德士培养的得意门生中,陈恭禄和王绳祖是其佼佼者,他们在贝德士等人的基础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据《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记载:“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王绳祖先生之现代欧洲史,均已列为大学丛书,早已风行全国,颇得学术界之好评。近年陈王两氏,对于著作,赓续努力,陈恭禄先生对于断代史之研究,其《中国史》第一册叙述远古至秦代,已由商务出版;第二册叙述两汉,稿件亦已交付商务,惜香港陷落,未能付印。现陈先生又着手于中国通史之写作,又于去秋一度赴西北大学讲学云。王绳祖先生对于外交史之研究,除写著中国外交史专题论文外,其在牛津大学所写论文,亦由该校出版,现正着手编纂欧洲外交史课本。”

陈恭禄和王绳祖著述甚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史、外交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建立。

图｜陈恭禄

积极参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攻读博士学位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冰和中国本土文化自觉的形成,“反基督教运动”此起彼伏。教会大学开始改变原来强硬的文明传播模式,兼顾中西文化的融合,加大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先后成立了多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如燕京大学的哈佛一燕京学社、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华西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等。

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早在1914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时,在其遗嘱中交代,其遗产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中国部分教会大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金大正是受资助者之一,“本校所得捐助为60万美元的基金,以其中30万元指定为研究我国文化之用。本校立即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

图｜金陵大学一览

霍尔基金在中国的运作,由哈佛一燕京学社统一管理,“设董事会于美之剑桥,由各大学公举代表两人,是为顾问委员会,该会附设于北平燕京大学。又定书记干事正副各一人,总理一切事务”。该所创设之初,便成立了执行委员会,规划所务,徐养秋为主任委员,贝德士、刘乃敬、刘国钧、吴景超等人为委员,还设立了图书委员会,由贝德土、李小缘和刘国钧担任委员,办理选购图书事宜,其中贝德士主要负责外文书的选购,中文书籍选购则由李小缘负责。

研究所成立后,规定了每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1933年至1938年的课题研究计划中,历史学方面,贝德士负责的课题是“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为完成这一课题,1933年贝德士重返耶鲁,在耶鲁研究生院担任历史学助教。1934年,他又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金资助,研究俄罗斯和日本语言。1935年,贝德士完成学位论文《中国集权式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287年》,并以此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图｜美籍教授贝德士

参与筹建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招收研究生

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立于1936年,隶属金大文学院。1935年,教育部颁布《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章程》,要求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文学院根据这一章程,在国学研究班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和文学部,并为此专门成立委员会,时任历史系系主任的贝德士被推举为委员,另外两位委员是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徐养秋委员会成立后,贝德士等便拟定规章、课程和招生简章等,送教育部审核,1936年获教育部核准,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正式成立。

根据《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暂行简章》规定,史学部选聘教授4至6人,生源为“国立省立及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毕业生以史学与中国文学为主辅系者,或其他各系毕业生愿研究史学而毕业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在大学生尚为凤毛麟角的时代,贝德士等人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史学人才,令人感慨万千。今天,贝德士虽然已故去近40年,但他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位可亲、负责的老师,长久地活在金陵大学师生的心目中。

图｜建于1926年的金陵大学东大楼（理学院）

1920年贝德士来到金大,由于当时金大的教工宿舍并不宽裕,他只好借住在社会学家谢伟师家中。据谢伟师回忆,当时他们必须为贝德士腾出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装书。待贝德士将所有的书拆包后,竟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法安放,贝德士是南京的外国人中私人藏书最多的一位,由此可见贝德士对知识的渴求。

这种渴求也成就了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学生陈宗熙回忆说:“其学问的渊博与为人的和蔼,固属有口皆碑,对于历史上人’“时’‘事’‘地’‘物’的记忆力之强,尤其熟极若流,如数家珍。”听过贝德士演讲的外国学者索尔博也说:“1943年在耶鲁,贝德士在我选修的一门中国区域研究课堂上演讲,我特别倾服于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记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座位离他很近,两小时提供大量细节,诸如互相比较的数位,1900年、1910年、1920年、1930年、1940年中国铁路有多少英里,硬型路面公路的类似数位等。演讲之后与贝德士交谈,我发现他的讲演稿只有三个词用以概括主要范围。”

图｜金陵大学宿舍

还有曾任金大校董的杭立武回忆起贝德士:“至于贝德士先生,确实是一位积学之士。他治学的态度很严谨,无论讲课、改卷子,或讨论问题,绝不含糊。他寻求理解,必有所依据,对来中国时,并不精通中文,通过在金大华言科的努力学习,“已可博览群书。他每日必看《中央日报》中有以中文撰写作业者,他也照样可以批。,同学贝德士讲授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陈宗熙说:“在校四年,可资纪念的事物太多了,正如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而在记忆中最突出、最清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教授我们政治学和历史的贝德士教授。在教授的时候,娓娓道来,不疾不徐,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因此他所教授的科目,都为同学们最感兴趣的课程。”

贝德士善于提携后进,培养史学新苗。他说:“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趣与长处,而我则只有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重要影响已逐步显示出来,但这却意味着我要像新教员那样,不断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课程,同时还要遵循部颁教学计划的不时变化而担任新课教学。结果已表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

图｜王绳祖

所以,在王绳祖出版的《现代欧洲史》与陈恭禄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扉页上,都特别写上“献给贝德士教授”,以感谢他的培育之恩。贝德士为金大历史系的发展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是全校师生一致公认的,“他在文学院虽仅是历史系主任一一度也担任过副院长一但因为年代久,资望高,所以对于整个院务甚至全校校务,都有很大的贡献”。

课堂之外,贝德士也尽力去帮助学生。据史学家章开沅回忆:“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特别是乐于帮助学生。他常利用周末进行家庭茶叙,轮流邀请部分同学做客,不仅作为史学的第二课堂,还借以训练我们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他与贝师母都非常和蔼可亲,以助人为乐。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异想天开,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味甚浓。他们不仅没有批评我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

陈宗熙也说:“如果在课余到他私人住处去请益,他更不惮其烦地详加指示,真是如坐春风,如同家人般的亲切热诚。此种情形,如今在台同窗学长当能为我证明。我之所以选读政治,完全是受了他的影响,假如说略有心得,也完全是受他之赐。”

图｜章开沅

可以说,贝德士作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假使没有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他也会因为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人铭记。但因为那一段峥嵘岁月,今天,任何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都不会忽略他的存在,他已经被书写进了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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