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宜侯吴簋与何尊

图三： “小子［字⑤］簋”及其铭文与释文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今天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相对宽泛些，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先秦史、商周史具体做什么、怎样做，以及需要具备哪些基本功系统的上古历史，所以取“漫谈”为题。

商周史的学科特点

现代意义上的商周史研究，肇端于清末民初，其契机是当时殷墟甲骨的发现。随之而起的是疑古思潮和罗王之学在上古史研究中的双峰并峙，引起学界对上古信史问题的关注。继而便有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和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也即本土化、中国化，主要表现为独立的殷墟考古发掘。20世纪初唯物史观的引入，则促使了商周史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进入新时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各种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开始试图推动经典理论的本土化，核心诉求是发掘文化自我认同的历史根源。

从以上大家能感受到，商周史学科的特点是同时利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以及考古遗存，还要有理论观照。与之对应，商周史包括如下学科领域：其一是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分支学科；其二是文献学，主要包括版本、目录、校勘及辑佚等方面；其三是考古学，对先秦史研究者而言，下工地、到现场的机会并不多，但一定会接触很多考古发掘报告，若想充分利用发掘报告提供的信息，就要懂点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其四是理论体系的学习，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框架。

综合性强是商周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基于以上总结的学科特点以及涉猎的学科领域，商周史研究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主要有如下四项。

（一）小学（含文字、音韵、训诂）

首先是小学。以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下文简称《合集》）6057为例，要弄清其行款应该比较简单，有半小时训练就能知其梗概。甲骨文字是现代汉字的源头，隶释有一定难度，但仅有文字释读工作还远远不够，还得训释其词义，掌握文本之内涵。譬如［字①］（饮）、沚、谭、［字②］诸字的隶写，均属形构分析为主的文字学。读饮为云或阴、读［字②］为宜，须仰仗音韵学。词义的训释与文本内涵的把握，则属训诂。这里举“友”字为例，原篆为两又（也即两只手），大家都知道是友的古字，但究竟是指朋友、族兄弟还是僚友，需要结合文献作抉择。这种词义的解释，属于训诂学范畴。对整个文本内涵与史料价值的揭示，其实也是训诂。比如土方与［字③］方，以及棘、剬、饮、［字④］、宜、谭的方位与地望，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可能不太清楚。或许大家对［字③］方、土方还有一些印象，历史教材上一般将其归为晋陕高原一带西北民族，但是否确凿如此，还应细致考证。这样的工作，依然可归入训诂。文本时代的考订亦属于此。

《合集》6057中的宜，亦见于西周早期宜侯吴簋铭文（《集成》4320）。众所周知，该器于江苏丹徒出土，过去很多论著认为与吴国的建国史有关，并被写进教材。是说可信与否，尚待考证。比如铭文提及的“东或图”，文字很简单，现有两种读法，一是东国，一是东域。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何尊（《集成》6014，西周早期），出土于宝鸡。其铭文“宅兹中或”一句，被很多著作拿来作为书籍的题目。“或”究竟应读作国还是域，事实上会影响到我们对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词“宗小子”，毫无疑问，可以解释为“宗族内的小子”，但是小子究竟是什么身份、与宗氏首领的关系如何、是否归属同一个家族，诸如此类的问题，恰恰影响到我们对社会史、宗族史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上述问题都须由训诂学来解决。看来训诂涵盖的内容最广，也是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以上就是出土文献史料化与古史研究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基本功。

（二）文献学（版本、目录、校勘、辑佚）

文献学是古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其作用不亚于小学。简言之，文献学是以传世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内容。众所周知，出土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零散的，对上古史的总体了解，还得通过系统阅读典籍来完成。同学们可能会说，研究先秦史要先读《史记》。其实《史记》所提供的古史体系只是司马迁的个人体系，从事商周史学研究，还得从原始材料入手。

1.要重视基本典籍的系统阅读。前面谈到疑古思潮与罗王之学的双峰并峙，他们证明也好，推翻也罢，其实很多时候是针对个人色彩极浓的《史记》体系，我们还得回过头来读时代更早的基本典籍，比如《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其衍生品“十三经”。每一部都要对其形成与源流变化等问题有一基本把握，同时从目录学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对传统学术作一番整体性了解。在此基础上，再选择重点作系统阅读，一则形成个人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体系，二则培养出良好的古汉语语感，为日后研读更为原始的出土文字材料夯实基础。

2.古书的撰述与流传。今人撰作，对专著与论文分得很清楚，而且都会署上作者自己的名字，著作权是清晰的。相较而言，古人的著作权就比较模糊，体现的是一个学派而非个人，常常几代人修一部书，几代人传一部书，很难准确判断成书时间。再则，古书的初始往往单篇流传，汇编成册一般较晚。如战国简中有一篇叫《缁衣》的文字，同名文献又收录于传世典籍《礼记》一书。《缁衣》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并单篇流传了，而《礼记》则由49篇文字汇辑而成，因此我们不能拿战国时期有《缁衣》流行来证明《礼记》一定是先秦古籍，其实在《礼记》当中就可看到很多线索，可以推测它编写整理于两汉时期。所以要条分缕析地去慢慢领会哪些篇章内容是早的、哪些又是晚出。

3.古书有真伪。利用古书的时候，一定需要知道古书有真伪问题。比如说今古文《尚书》，我们现在知道古文《尚书》一定是伪作，今文《尚书》才是上古典籍，而现今流传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实际上是真伪掺杂在一起的，阅读时要多加注意。张心澂有《伪书通考》一书，闲来不妨一读。

4.版本的优劣。我们经常使用的《十三经注疏》是阮元校刻本。在阮校本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毛晋刊刻的汲古阁本。这两个本子各有优劣，但总体来说，阮校本的质量要远高于汲古阁本。在阅读古书与征引利用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非常重要。又比如《老子》，现在传世与出土的已有好几种。《诗经》也一样，原先有古文系统的《毛诗》及今文系统的“三家诗”（已亡佚，清儒冯登府、王先谦等曾作辑佚），20世纪70年代又出土西汉阜阳汉简《诗经》一种，新近又出了一个安大简《诗经》残本，与《毛诗》有一定的差别。这些来历不同的各种版本，不仅有利于今人对古文献复杂形成过程的了解，更有助于提高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版本问题要重视。

5.校勘的重要性。关于这方面，古人说得很清楚，“书非校不能读也”。随便拿来一本书就用，不免会有错误，有些明显的错讹在阅读中便能发现，但比较隐晦的错误系统的上古历史，就需要通过各种版本的比勘方可定夺。例如，在读《十三经注疏》的时候，大家要重视阮元的校勘记，如此就会知晓典籍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异文存在，而异文恰恰是我们发现问题的钥匙。

总之，从事商周史研究，所需第二个基本功便是文献学。文献不过关，急功近利地、上来就去做所谓的史学研究，很多成果自己认为合理、周延，实际上原始材料的理解就不对，得出来的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

（三）对考古进展的把握与考古资料的利用

商周史研究离不开考古资料的利用。中国考古学有两方面值得自豪，一个是地层学，另一个是器物类型学，被前辈学者称作考古学这一马车的两个轮子。这是需要大家认真学习揣摩的。

此外，还要懂得墓葬形制习俗的文化属性、器物的文化属性、器类及器物组合的时代性与文化性等。明白以上几点，我们才能对商周考古遗存的时代和族群属性做到心中有谱，利用起来方可得心应手。

（四）理论体系

理论性著作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宏观视野，是史学研究中提炼核心问题、形成学术体系的一个抓手，会让我们站得更高，做问题可免遭“碎片化”之诮。

综上可知，商周史的综合性很强，难度高，做起来慢，出成果晚。所以我对有志于从事先秦史研究的诸君的寄语就是，要有定力和“傻劲儿”。

国家与社会：商周史研究的核心课题

研究商周史需要抓两个面，一是国家，二是社会。在当时，国家和社会是纠缠在一起的。对商周国家形态的认识，目前有城邦制、方国联盟、复合制国家、早期国家等各种说法。社会演进与社会形态方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五种形态说。还有塞维斯理论所主张的游团-部族-酋邦-国家的演进模式，中国学者则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在这些理论中，社会形态、国家形态往往纠结在一起。我们要把此类宏观问题分解成具体的各个层面加以探讨，使之落地生根。

（一）与商周国家形态相关的重要问题举例

以晚商国家形态为例，不妨从以下几个层面逐一剖析。

1.方国形态。晚商时期有大量方国，规模小，结构简单，属“小国寡民”。考察方国形态，会经常涉及“聚落群”这一概念。一个基础聚落群由一个中心聚落及其周边的若干边鄙村落组成，可以联系文献中“都鄙”结构以考察聚落群的组合与运作。前举《合集》6057提到沚有东鄙二邑遭毁，其中沚为中心聚落，东鄙二邑则属边鄙聚落，同时说明沚地边邑数量当有一定规模。又比如卜辞当中还有“云奠河邑”（《英藏》2525）、“瓒雷季商鄙”（《合补》11232），奠和鄙词义相当，一般东西称鄙，南北称奠，所以云、商是方国的中心聚落，河邑及瓒雷季均为中心聚落的周边小邑。这种都鄙结构的聚落群，恰恰是商周方国空间结构的典型形态。此外，研究者大多强调商代国家的原始血缘性，主张一国就是一族，故好用“国族”一词，但这一问题需要再考虑，纯粹意义上的血族政体在商周时期着实罕见。

2.商王国形态。由于多都制（永久与临时）的存在，商王国所控制的区域，其结构较方国要复杂：它由多个聚落群组成，形成中心聚落群和边鄙聚落群的地域组合关系。所以单一聚落至少有一级中心聚落、二级中心聚落、三级基层聚落之分。作为最高权力中心的一级中心聚落和周边农村聚落的关系及控制手段、一级中心聚落和边鄙中心聚落群的联系与运作方式等问题，都应重点关注，这是先秦地方行政组织萌生的重要观察窗口。

3.商王朝形态。商王朝形态的核心，就是商王国和天下众方国的政治关系，还涉及设官分职、单一聚落内的居民组织及其治理等问题。比如见于甲骨金文的侯、卫、戍，代表着王朝的势力，而方伯则属地方土著，对这两股势力的互动的考察，若无地理分布的空间考察，就很难说清楚个中的奥秘，商王国与众方国的关系讨论实际也难以为继。至于设官分职，除了职官体系的勾勒，还要考虑王臣的来源，是否存在来自异族、方国的可能。还有就是王都居民的族源构成，是不是有大量外来人员，他们当时来王都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皆须琢磨。其实我们已有一些线索，比如有些人担任小臣、寝官、马官及制作箭囊的“箙”，还有系“亚”为称的诸族的分支成员，很多来自东土。

4.晚商国家权力的运作模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有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梳理。商代的神灵崇拜，似有泛神论倾向。所祭诸神究竟是地方神、国家神、祖先神还是自然神，有时不易分清。其中王室祖先神似乎已上升到国家神的地位，但商王的祭拜对象可能还有土著的族神或地方神，此举可视作商王利用神权笼络天下诸邦，是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此类问题目前关注不够。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须关注的具体问题

《左传》定公四年有分鲁公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之说。《尚书·多士》记周公劝导殷遗贵族配合迁洛的好处有“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此外，卜辞与金文中还有“多亚”“大亚”“小子室家”之辞。据以可知，商周宗亲组织涉及宗氏、分族、小子室家、类醜、多亚等名称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是当下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重点问题。尤其类醜身份的考辨，不仅是社会形态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牵扯到国家形态。此外里邑等基层聚落居民的构成与治理问题的讨论，亦亟待深入，只有分析清楚一个里或者一个基层农村聚落内部居民的构成到底是一族还是多族、一姓或是多姓，才能真正明白当时的社会形态甚至国家形态的特异之处。以下我们会有相应的展开。

原始材料的史料化与古史重建

（一）甲骨、金文资料的史料化

上古史研究须以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基础，但包括甲骨、金文与其他考古遗存在内的商周原始材料，需要有一个史料化的前期整理过程。下面重点说说出土文字资料的史料化。

甲骨金文史料化的理想目标，就是让每一条材料在相应的时空框架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简言之，就是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揭示其史学信息。

比如甲骨的著录、释读、缀合、辨伪、分组、分期等都属史料化工作，目前也做得比较充分。但卜辞地理信息的揭示明显滞后，当一条史料无法提供清晰的地理场景，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以此重建古史恐怕很难有满意的结果。这是当下甲骨史料化的短板。卜辞地理研究殆始自王国维，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研究历史，成果其实也不少，但目前盛行的以“沁阳田猎区”为核心的晚商政治地理空间，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眼下甲骨学与殷商史的研究重心应放在卜辞地名与地理研究之上，而商纣十祀征人方路线的复原则是重中之重，舍此而奢谈甲骨地理，可信度几近于无。

金文史料化同样包括金文资料的著录、释字、分期断代、辨伪、地理信息揭示等内容。若想做到将史料信息充分揭示，我们还有方方面面很多工作要做。

（二）商周史研究个案示例

下面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让初涉此领域的诸君了解上古史的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1.“小子［字⑤］簋”补释与晚商政治地理空间。

德国某藏家所收藏的“小子［字⑤］簋”（《集成》4138）为商末器，有铭文5行，字数大致有34或35字。由于锈蚀等原因，有几处文字模糊不清，学者的释读颇多分歧。但经认真辨析后可知，赏赐地在“冓次”，征伐对象为“人方”的［字⑤］与祊，而从文字间距判断，可能存在第三个征讨对象，可惜文字已被铜锈完全掩盖。至于“小子”后所缀名讳用字，虽已漫漶，但一定不是“［字⑤］”字。由此可以断定，过去以“小子［字⑤］簋”命名该器物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地名族名用字“冓”“祊”的辨识，不仅铭文基本可以通读，其史料价值也有了显著提升：首先，“人方”并非特定的邦国，其内涵如同金文所见的“南夷”“淮夷”“南淮夷”，为区域名；其次，［字⑤］与祊均为“人方”区域内的方国名，具体地望应该在山东境内寻找；从考古材料判断，晚商举族族居地大致在今济南平阴一带，所以作为赏赐地“冓”，同样在东方的可能性更大些。当然祊属人方部族这一信息最为重要，对旧说的纠错及重建晚商政治地理体系意义重大。

祊在卜辞中最为习见，殆即《春秋》隐公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之祊，其地应在泰山周边。晚商与祊相关的地名均属卜辞中高频出现的核心地名，例如：

①王其田，涉滳至于祊，无灾。（《合集》28883）

②王其田盂，至祊，亡灾。吉。（《合集》28885）

③叀［字⑥］田，亡[灾]……大吉。

叀祊田，亡灾，吉。（《合集》28894）

④乙未卜，贞：王其田宫，亡灾。

戊戌卜，贞：王其田祊，亡灾。

辛丑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壬寅卜，贞：王其田丧，亡灾。

乙巳卜，贞：王其田斿，亡灾。（《合集》33556+33540）

由此可知，与祊地相关的地名已有滳、盂、［字⑥］、宫、向、丧、斿等7个。其中滳与盂就在祊的附近，田猎点的对贞选卜与田猎诹日习俗，则决定了［字⑥］地以下的5个地名也应该团簇在祊地周边，由此形成了一个涉及晚商田猎区的核心地名组。经由与《春秋》经传等文献的比对可知：滳水即汶水下游鄣邑附近的某河流，与冀豫界河“漳河”无关；盂地则在泰山南麓，即《左传》定公十四年“蒯聩献盂于齐”的盂地，卜辞习见之“盂方”即为东土盂地之邦，非各式历史地图所标注的西北部族；向即《春秋》襄公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之向，地处鲁、莒间；丧地或与《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爽鸠氏有关。至于宫与斿的坐落方位，亦有相应的铜器出土地等线索可资利用。

既然上述地名基本范围是确定的，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其典型者进一步拓展相应地名组群的规模，可用［字⑥］地为例。如《英藏》2289记商王戊寅在［字⑥］、辛巳在羗行田猎，《合集》28178记从［字⑥］至滳可当日抵达，《合集》8040［字⑥］京、敦同版，《花东》352记己丑前往澫、壬辰田于［字⑥］，《合集》29991［字⑥］、盂二地联称，《合集》29098［字⑥］、盂同版，《合集》27917有［字⑥］犬与［字⑦］犬，《合集》28904［字⑥］、［字⑧］同版，《英藏》2290［字⑥］、祊同版。以上材料不仅可以验证［字⑥］与滳、祊、盂诸地邻近，同时也揭示了羗、敦、［字⑧］、澫、［字⑦］等新的殷东地名。此中［字⑧］地当与夏遗斟鄩氏相关，在汶、泗之间；澫可读《左传》哀公六年“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之赖，春秋属齐，或在济南附近；［字⑦］可读《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之御，春秋属鲁，在汶水流域；而敦殆即敦于，惟晚商尚在新泰、泰安间，与今所标注的鲁东有一定的距离。至于晚商羗地，大致坐落于今莱芜境内，过去与《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西羌相联系，实属不经。

以上地名组群坐落范围的揭示，从根本上动摇了被视为常识的“沁阳田猎区”的立论依据，晚商的政治地理框架恐怕需要重新构建。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该如何理解？武丁时期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字③］方、土方究竟在东在西，它们与周代的玁狁、汉代的匈奴是否具有因承关系？晚商时期商王朝有没有在晋南、晋陕高原、河套地区等展开大规模的经营活动？

我们提出的“泰山田猎区”之说，最为根本的立论基础，是对黄组卜辞十祀征人方路线的系统复原，其中所涉及的58个经由地，目前至少有28个可以在《春秋》经传齐鲁地名中找到依据，剩余地名的多半也有金文与考古遗存的线索与凭证，而田猎区内的高频核心地名恰恰多与经由地同，如滳（商）、祊、羗、敦、［字⑧］、丧等均在此中。这一结论对错与否，日后诸位可以在读甲骨的过程中加以检验。若有出入，希望能一同讨论。

卜辞地名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地理框架，进而探讨政治局势、国家形态、社会形态诸问题。希望诸位能参与其中，为商史的推进与重建奉献力量。

2.小子、亚族与商周宗亲组织结构。

第二个例子跟商周宗族组织形态结构有关。前面提到《左传》《尚书》与甲骨、金文等资料中有宗氏、分族、小子室家、类醜、多亚等字词，它们是研究商周宗亲组织的核心概念。但通行的理解似有疏误，不利于今人对商周宗族社会的准确把握。此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族（也即“多亚”、亚族）与小子室家的混淆。此等混淆，在某种程度上讲缘自曾运乾《尚书正读》“小子盖同姓小宗”之说。

亚族与小子室家的区别，看晚商平阴举族就非常清晰。其中举氏的亚族，至少包括［字⑨］、棘、［字⑩］、［字］（盗）、登（邓）等5支，分别居住在平阴、肥城、费县、泗水与兖州。除了［字⑨］族与其母族举居地邻近，其余均已搬迁异地。因异居而异葬、异财，且各自拥有独立的祭祀宗庙系统，罕见受母族控制的明晰线索。至于举氏中的小子之器，多是受举氏首领之命立功立事后所铸，祭祀对象仅及父辈，人身自由为宗氏首领严格掌控。此外东土朿族也比较典型，可一并参考。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全面归纳，商周亚族与小子室家间的主要异同包括，亚族有族名而小子室家无，亚族祭祀对象是父、祖而小子室家祭祀对象是父，人身自由方面亚族强而小子室家弱，等等。由此，在商周宗亲组织结构与形态问题上，我们大致能得出以下几点新认识：

第一，商周亚族是独立的实体性亲族团体，有自己的居邑、族墓地、赀财及独立的祭祀体系，还有作为族体标识符号的氏名。简言之，亚族本身就是宗氏组织，受母族的控制甚微。

第二，“小子”与宗氏首领“子”相对成辞，是指宗氏组织内部的众庶子。小子室家是以小子为家长的家户组织，有私财与土地，饮居独立，是商周时期最为基础的经济单元。但缺乏祭祀权，也无独立的氏名，小子室家是宗氏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亚族有本质区别。小子在获得官职与土地后，便有可能分宗立氏，建立起自己的宗庙祭祀体系，成为旧宗氏的一个新分支，转变为亚族。

第三，商周宗氏组织由子、小子及各自的家庭成员组成，内部结构简单而固定，规模远没有原本想象中的那般大。

第四，广义的宗亲组织还包括从宗氏中别族而生的众亚族，到了周代，甚至天下同姓“万宗”均为宗亲，也就是姓族。但这样的血缘组织不具有实体性，社会功能也随着宗亲范围的扩大而递降。

当然，《左传》所提到的类醜问题也很重要。按类醜也即俦类及畴类，为同义复词，一般训作众或同辈、同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训类醜为“族类大众”，也就是宗族成员，这个观点恐怕有点问题。比照逆钟、师［字］簋等周代铭文材料判断，类醜更像是仆庸、臣妾、百工、驭、牧之类的贵族血亲成员外的群体，是受贵族家族役使的治民或依附民。这对理解商周宗亲组织的内涵及家国同构等问题极具助益作用。

通过上举两个例子，主要想告诉大家，先秦史研究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大的框架与理论须由一个个具体的实证性个案研究来构建。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宏观与微观兼顾的专业人才，大家若能朝这一方向努力，日后必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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