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四条途径：使节往来、僧侣活动、商贸活动和移民。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丰富了中华文化圈内各国的文化内涵，改善了南洋诸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作者姚兆余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农村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经济史、技术社会史等研究工作。

宋徽宗赵佶：《瑞鹤图》

文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到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等莫不属于文化范畴。两宋时期，绚丽、辉煌的宋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在各种途径中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都对宋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汲纳和受容。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宋文化向外辐射的途径加以阐析，进而论述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一、宋文化对外播射的途径

宋文化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这样几条途径实现的。

（一）使节往来

宋朝政府基本上以主动、开放的心态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北部边疆与辽、夏、金政权对峙格局的长期存在，迫使宋王朝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西南亚国家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在这种宽松的外交环境中，中外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前来朝贡和赴外回访的使者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北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达80多次。越南使节更是频繁入宋，自开宝六年(973年)至淳祐十一年(1257年)，北部交趾先后入贡57次，南部占城遣使入宋也有50次之多。远在南洋群岛上的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也向宋朝遣派使节30多次，西亚地区大食从开宝元年(968年)到乾道四年(1168年)也遣使至宋近50次。此外，蒲甘(今缅甸)、真腊(今柬埔寨)、麻逸(今属菲律宾)、勃泥(今文莱)、丹流眉(今属马来西亚)、注辇(今属印度)等国均与宋王朝保持着较多的外交往来。频繁往来的外交使节，无疑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如淳化二年(991年)，高丽使者韩彦恭来贡，求印佛经，宋廷“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詠》《莲花心轮》赐之”。此后，宋廷又应高丽使者的要求宋元历史学比较发达，先后赐给《九经》《圣惠方》《文苑英华》、历法、阴阳地理书、《大晟燕乐》和各种乐器，对高丽文化发展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二）僧侣活动

在宋文化对外输出过程中，僧侣在传播和移植宗教文化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统计：“在整个北宋时代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入宋的僧侣是二十余人，但在南宋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仅史料上载明的入宋僧就超过了百人。这个僧侣数可与唐代的鼎盛时期相匹敌。”日僧不仅在宋境巡礼佛迹、学禅问道，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的宗教经典和世俗书籍。如雍熙三年(986年)，奝然返回日本时，携去宋版《大藏经》和《新译经》286卷。嘉定四年(1211年)，俊芿回国时，携回律宗大小部文1327卷、天台教观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道书籍256卷、杂书463卷、法帖御书堂帖等碑文76卷、水墨罗汉18幅及释伽牟尼佛像等。高丽僧人在移植宋朝宗教文化方面也不甘落后，谛观、圆应、义天、坦然、寿介、继常、颖流、菱善等名僧都先后入宋求法取经，其中义天除了学习华严教理和天台教观外，还在杭州慧因禅院印造经论疏钞7千余帙。回到高丽后，义天不仅编纂刊行了4740卷《义天续藏经》，而且创立了佛教的天台宗，推动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

宋朝僧人前往日本、高丽、越南传教讲禅、弘播佛法，亦对各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宋太祖开宝年间下令刻印的《大藏经》被称作《开宝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汉字木版印刷的《大藏经》，也是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基础和依据。

（三）商贸活动

宋朝与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不仅将物质文化输入亚欧各国，而且将精神文化的诸多因子传播到世界各地。据今人研究，北宋与高丽之间商业贸易活动居各国之首位，在北宋168年间，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

宋朝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则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发展到全面开放的过程。北宋时，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宋日之间贸易活动基本上由宋商单方面进行。南宋时，两国之间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在远洋海商贩运过程中，宋朝丰富的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等地。物质文化之外，汉文化典籍也在各种隐蔽渠道中流向世界各地。如天圣五年(1027年)，宋商李文通将597卷书籍运往高丽；天圣七年(1029年)，宋商在日本市场上公开销售《唐音玉篇》和《白氏文集》等书；绍兴二十年(1150年)，宋商刘文冲向日本权臣藤原赖长赠送《苏东坡指掌图》《唐书》和《五代史》；景定元年(1260年)，宋商以30贯钱的价格将千卷本《太平御览》卖给日本大臣藤原师继。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这份宋代提举两浙路市舶司的公凭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备的宋代海外贸易凭证，见证了泉州海商李充到日本贸易的历史，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史、宋代市舶司制度的珍贵资料。

（四）移民

宋朝向外移民大多是由国内政局动荡而引发的，也有一部分属于经济利益驱动而移居海外的。从移民身份上看，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文人学者，还有手工业者、艺人和商人。如南宋末年，在蒙古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宋人大量迁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饱学之士李用，“浮海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人”。南宋宰相陈宜中、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曾渊及官员陈丁孙、赵忠、沈敬之、黄炳等则移居越南或泰国。这些人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所到之处，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先进的宋文化。

普遍的途径，除上述之外，宋文化向外传播还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和途径。如高丽留学生入宋学习，无疑增加了宋文化输入高丽的力度，宋朝与越南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宋文化向越南的传播和伸展。

南宋著名理学家李用是广东最早有名字记载下来的日本华侨，也是我国最早留名可证的海外华侨教育家，是除了禅僧外的理学东传第一人。

二、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至宋代已经进入兴盛和成熟阶段，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均在当时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居于领先地位。宋文化对外传播，不仅提高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水平，弥补了其它文明体系的缺憾与不足，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一，宋文化输入日本、朝鲜和越南后，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范本和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化圈是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内的文化区域，其基本要素是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中国式科技和中国化佛教。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首当其冲地成为汉文化外辐射的整合性区域。各国在构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时，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移植和受容汉文化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形成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和核心的文化结构系统。如果说隋唐之际是中华文化圈的总体形成阶段，那么，宋代则是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和巩固阶段。

1、律令制度

高丽王朝的律令制度兼取唐宋之制。成宗年间(962年～997年)，中央置三省，即内史门下省(统辖百僚事务)、尚书都省(统率百官)、三司省(总管钱谷出纳)宋元历史学比较发达，其下设吏、兵、户、刑、礼、工六部，并仿宋枢密院之制，设中枢院掌管宿卫军机。此外，还设置御史台、礼宾司、大理寺、典医寺和艺文馆，几乎是宋代典章制度的翻版。越南的各种律令制度大多以宋制为模式，只不过根据其国情稍加斟酌损益。李朝(1009年～1225年)的行政建置完全参照宋制，中央设文武两班大臣，分别以辅国太尉(即宰相)和枢密使为首，地方则建立一套路、府、州、县、乡、甲逐级管理的行政机制。李朝兵制也模仿宋朝，中央设禁军，面额刺字。李朝的《刑书》和陈朝的《刑律》《国朝通礼》《建中常礼》也是根据宋朝刑律礼制而制定的。

2、思想意识

理学是宋文化辉煌成就中最突出的成果之一。自13世纪，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不断被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在朝鲜，高丽文人安珦及其弟子白颐正在元朝深受理学思想熏陶后，回国后即成为程朱理学的积极传播者，培养了禹倬、权溥、李谷、李樯、郑梦周、郑道传等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学者。至李朝时代，程朱理学在朝鲜全面走向繁荣，不仅占据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准则和行动指南。在日本，理学基本上是依附于禅宗而输入的。日僧俊芿、圆尔辨圆在宋朝参禅问道期间，常常涉猎世俗之学，回国时都携带了一大批理学著作。赴日宋僧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等在传播理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弘布禅法时，往往援引宋儒的哲理来阐发禅学的机微，使理学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日本僧侣和民众。至14世纪，日本禅僧已经主动担负起传播和研究理学的重任，为后来理学在日本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越南，朱子理学是伴随着儒家教育体制的确立而传入的，经朱熹改造过的、以性命义理为核心内容的《四书》《五经》是越南士人朝夕诵读、应试科举的必读教材。至南宋末年，越南也出现了朱文安、黎文休、陈时见、段汝谐等理学名流，通过他们的身教言传，著书立说，朱子理学最终在越南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花结果，成为越南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的核心。

越南河内文庙国子司业朱文安坐像

3、宗教

唐宋之际，佛教支派禅宗在中国大地上兴盛一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并逐渐向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渗透。日本早在唐代前期就传入禅宗，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禅宗始终被视为佛教的一个异派而备受冷落。至12世纪末，随着日本贵族政治向武家政权的转折，禅宗在日本终于获得了发展的机遇。绍熙二年(1191年)，日僧荣西自宋学禅归国，在博多、镰仓和京都等地创建寺院，倡导禅风。其后，日僧希玄道元、圆尔辨圆等步荣西之后尘，入宋拜师学禅，南宋禅僧也纷纷赴日讲禅，禅悦之风空前高涨。禅宗不仅在日本上层社会广泛传播，而且被中下层武士普遍接受，成为武士阶层的精神支柱，为后来日本武士道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越南禅宗的形成也完全得益于宋代禅僧的帮助。11世纪中期和12世纪初，宋僧草堂和天封、德诚曾前往越南弘播禅法，分别创建了草堂禅派和竹林禅派，其教理和旨趣与宋代禅宗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宋代禅宗的延伸和发展。

日本临济禅宗的祖师荣西禅师曾两赴中国学习佛法，他也将宋朝饮茶之风引入日本，并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推广，还撰写了日本第一本茶书《吃茶养生记》，被誉为日本“茶祖”。

4、科学技术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巅峰时代，印刷技术、火药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等均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些先进的技术曾不同程度地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高丽早在8世纪就引进雕板印刷技术。13世纪初，又引进了宋朝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印刷业的萌芽完全归功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启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献典籍的输入，使日本禅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样和形体而刻印各种书籍。12世纪末期，日僧大日能忍翻刻宋僧著作《沩山大圆禅师警策》，是日本第一部木板刻印的禅书，标志着宋代雕板印刷技术移植日本获得成功。越南13世纪出现了印刷术，同样是对宋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在建筑技术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禅宗式”建筑技术在日僧重源和荣西的引进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山城醍醐寺的经藏等，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宋代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在火药技术上，1377年，高丽政府在中央“设火㷁都监，煎取焰硝”，不仅大量生产火药，还制造出火箭、火筒、火㷁、火炮等17种火药武器，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医疗技术、天文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通过对宋文化的大规模移植和受容，在律令制度、思想意识、宗教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均与中华文化保持较强的趋同和一致，形成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第二，宋代物质文明向南洋诸国传播，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加速了南洋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两宋时期，南洋地区主要分布着占城、真腊、素可泰、罗斛、三佛齐、阇婆、麻逸、三屿、蒲端、蒲里噜、白蒲延、丹流眉、佛来安、蓬丰、凌牙斯加、吉兰丹、丁家奴、渤泥、天竺、注辇、蒲甘等国。这些国家由于空间距离较远和文化质地不同，对宋文化的汲取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而这种汲取又主要是通过官方和民间的贸易活动来实现的。

官方贸易主要有朝贡和回赐两种形式。宋王朝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对前来朝贡者都给予优厚的回赐。如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国王地华加罗派遣一支以奇啰啰为首的27人使团，前来贡献本国特产，宋廷除了对正、副使节封官授职外，“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通过这种官方贸易，宋朝的金、银、钱币、瓷器、锦绫、丝绢、冠带、衣服等相继输入南洋诸国。

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和频次上都远远超过官方贸易。宋代远洋商船具有较强的运载能力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据宋人记载，当时广州一带制造的商船，“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在宋代海商往返过程中，中国与南洋之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远程航线，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丰裕的物质文化就是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南洋各地。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朝输入南洋各地的物品中，生活用品有金银器皿、瓷器、漆器、锦绫、缬绢、雨伞、草席、扇子、盆钵、铁鼎、铁针等；食品有酒、糖、米、乾良姜、盐等；医药用品有脑麝、檀香、大黄、樟脑、川芎、白芷、石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等；金属品有金、银、铁、乌铅、白锡等，名目繁多，用途广泛，极大地满足了南洋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南洋诸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宋代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

第三，宋代三大技术发明传入欧洲后，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宋代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三大发明，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与元军交战过程中，俘获了一批炮手和火药武器，不久就成功地仿制出火球、火瓶、火罐等火药武器。其后，阿拉伯人在与法兰克人、西班牙人交战时，火药武器大显神威，连挫敌军。欧洲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后，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火药武器。自14世纪30年代始，欧洲各国已经把火药武器广泛地应用于战争。至15世纪的胡斯战争中，大炮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说，火药武器传入欧洲后，改变了欧洲传统的作战方法，在摧毁欧洲封建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入欧洲。14世纪末，欧洲人已经能够雕板印刷纸牌，圣像、经典和拉丁课本。1456年，德国人约翰·古腾堡根据中国活字印刷的原理，用铅、锡、锑合金制成拼音活字来印刷《圣经》。这次改进，为欧洲印刷业带来了蓬勃生机。此后40年间，印刷术迅速普及到西欧、中欧和南欧各国，为欧洲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印刷术将文化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阶层读书写字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印刷术还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手段，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指南针是在12世纪初经南部海路传入欧洲的。欧洲人对中国罗盘稍加改进：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国罗盘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轴撑起磁针，使之具备现代指南针的雏形。指南针的应用，使欧洲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成功，无不归功于指南针的引导。从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上看，指南针传入而引起航海新时代的到来，直接促进了欧洲商业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欧洲社会体制的变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1861年曾这样评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这个论述，极其准确地道出了三大技术发明在欧洲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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