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葛兆光对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一书所做的推荐与介绍。不同于宫崎市定、何炳棣考察明清科举的角度，艾尔曼这本书是从新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文章对这本书关于新文化史的材料、思想史等核心问题的关注，都做了考察；并对艾尔曼面对传统时的立场也提出了作者自己商榷性的意见。

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

文 | 葛兆光

（《读书》2021年5期新刊）

这是一部迟了二十年才译成中文出版的大著作。二〇〇一年，艾尔曼（）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在我看来，它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

艾尔曼（，来源：）

如果说，一九四六年的宫崎市定《科举史》从制度史角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清代）的科举，一九六四年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那么，艾尔曼的这本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在科举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上，我百分之百地赞同包弼德（.Bol）在英文版封底中的推荐语：“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英文版封面（来源：）

没有科举的话，中国确实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隔海看看日本，尽管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的影响，因为没有科举，日本便没有形成文士群体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主要是武士阶层），也没有形成把帝国权力渗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官僚（日本不是官僚管理的郡县制而是分封世袭的封建制），科举之有无，使日本与中国政治文化间有了很大的差异。再转头看看朝鲜，和明清中国同样宗奉朱子之学的朝鲜王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明清科举的历史意义及影响，但因为它的科举考试只允许两班士人参与，以李、权、尹、洪、金为首的两班士人家族通过科举垄断了上层权力，这导致了朝鲜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多么牢固（朝鲜王朝时期，中进士一百人以上的三十八个家族垄断了七千五百零二个进士，占比三分之二以上，朝鲜两班对朱子之学的极端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知识和思想权力的垄断），两班垄断了科举与官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所谓“士林派政权”的激烈党争（朝鲜王朝士大夫集团如老论、少论、南人、北人的激烈党争，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是很罕见的），甚至还因为两班士人对经典知识与思想的垄断，造成社会上下层在文化上的断裂。

朝鲜科举监考官（来源：）

很显然，就是看似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东北亚，无论你怎样强调形成这个区域共性的汉字文化、儒家文化和律令制度，但是因科举文化不同，便塑造了彼此巨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科举”作为文化史上的重要制度，它对于“中国”何等重要。

但艾尔曼说，科举并不只是一个制度。

一

科举不只是一个制度。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过去常常就把它当成传统中国的一个考试和选官制度。但艾尔曼指出，“科举考试是一座文化竞技场”。我注意到，艾尔曼除了书名上用了“科举文化”（）一词之外，在书中也用了“科举生活”（）这个词。在他的这本书中，科举不仅是科考中读书人的生活，科举也影响了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绝不只是“准备科举生活所需的仪式，科举成功的不同阶段，同样也与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再生产复杂且互相作用的过程密切相关”。如果你看艾尔曼这本书，就可以看到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除了亲身参与考试的考生之外，也涉及决定考试制度的皇帝、决定考生命运的阅卷官员、有关社会命运的宗教信仰，和考生所依托的地方与家族；除了乡试、会试、殿试这种制度性的考试活动，还涉及考试空间，也就是既作为“文化监狱”也作为“公共景观”的考场；除了科举考试那种严格的规则，还涉及超越规则之外的腐败、贿赂、顶替，以及与考官里应外合的各种手段（第四章）；除了看似同一帝国公平的考试制度，还涉及帝国各区域考试的名额和官僚的分配，甚至还有出于族群角度考虑的压抑和歧视；更在经典和语言的学习和考试之外，涉及考试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士人身在其中的挣扎，甚至还要讨论考生的焦虑、梦境和诉求。

明清两代读书人“每两三年就要再一次加入到地方考试、乡试、会试考场的人流之中。这种焦虑无法通过考试竞争的结果得到释放，因为在最终证明自身胜任未来的仕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大部分考生甚至无法通过帝国各县、州、府的院考。对很多考生来说，能取得可以享受减免税赋和司法特权的生员身份，就已经相对满足了”。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当今中国，看看每年的高考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想想流行的“独木桥”或“黑七月”之类的词语，体会高中考生“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的不同心境和命运，你就能体会到“考试”并不只是“制度”。用现在历史学界的话来说，艾尔曼试图在制度史之外开拓“活的制度史”，在社会史之外尝试“日常生活史”。所以，与宫崎市定、何炳棣不同，艾尔曼选择了新文化史的方式，对这几百年的科举进行了文化史研究，在他的笔下，科举不仅仅是制度，富有象征性的考场、引发考生焦虑的机遇、各种变动的题目、考前考后的求签问卜、阅卷者的心理状态，似乎都从原本一页页纸上文献中活过来，给我们呈现了那五六百年的社会、思想与文化风景。

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放榜场面（来源：）

这当然是拜新文化史之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新文化史，通过历史人类学等方法，把社会生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综合在一起，格外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婚姻、财富、信仰、情感、想象），它试图把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时代的氛围和心境。艾尔曼把科举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宫崎市定的“选官制度”、何炳棣的“社会流动”转向“文化生活”，也许正是新文化史的路数，也是他这本书的重要之处。

二

可是，从新文化史做科举史研究没那么容易，科举文化比科举制度涉及的面向多得多，不只是制度上的三级考试、考卷上的八股，也不只是合格者的身份变化，你还得叙述出题人的学术与思想偏好、阅卷者的好恶情感、考生为了应付考试的种种策略、社会上围绕科举产生的各种需求、科举成功与否的社会影响……上哪儿去寻找相关的史料？更何况要上起十五世纪，下至十九世纪，还得照顾到晚期中华帝国也就是明清中国的东南西北。

新文化史无疑要求涉猎更多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主题无法仅依赖传统的经典与精英文献。单靠二十四史、通鉴或十通之类的文献，绝对没有办法呈现那个时代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的苦恼、焦虑、喜悦和失望，也无从洞察手握权力审查考卷优劣的考官们的偏好、心态和感情，更无法了解那个时代科举考试引起的种种商业投机和文化波澜。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写《中国思想史》，当我试图眼光向下发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时候，我就知道能否达成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你能否把握、选择和分析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献，特别是过去不入法眼的那些边缘史料。艾尔曼要在这本书中，改变过去单纯把科举作为文人考试与官僚选拔制度，单纯作为身份变化与社会流动，而试图描述科举考试中的方方面面，他就不得不翻过一层成见去看科举。比如，科举中式者固然重要，但“相比于金榜题名，屡试不中才是科考选拔过程最常见的特征”，因此落第者也成了科举文化史的内容；参加考试的士人固然重要，但阅卷的官员也同样重要，所以一个官员阅卷的数量庞大和批语的字数减少也需要讨论。作为新文化史，科举文化讨论的范围甚至包括试题的变化、文字的誊写、试卷的情况、考生的户籍身份、考卷的誊录费用等，这势必要翻阅大量的科举文献与档案，而这些资料，绝不像经典文献或精英历史那么精彩，过去的史料阅读经验告诉我，也许这个收集和阅读资料的过程会很艰辛，甚至是相当乏味、繁琐和枯燥。

正如艾尔曼所说：“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晚期帝制时代科举考试体系的历史论述，对一手史料的运用依然非常有限，这些一手史料多半是明、清两代官员和考官负责礼部选举事务时留下的档案材料。”我惊讶的是，虽然何炳棣已经相当广泛地参考了明清科举档案，但艾尔曼此书的参考和引用，数量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里不仅包括各种乡试录、登科录、贡举录，也包括今天看来已相当呆板的八股文试卷。艾尔曼说，过去欧美学界对于科举的关注，曾经较多集中在宋元，其实，宋元两代留下来的科举档案寥寥无几，按照艾尔曼的统计，宋代科举的直接记录不过两种（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元代科举的直接记录不过十八种（《江西乡试录》等），然而艾尔曼使用的明代官方科举文献是一百五十三种，清代科举文献更达到八百六十九种（包括明清两代的各种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阅读这一千多部一手史料，需要有多大的耐心！更何况这些包含了大量试卷的文献，也许读起来迂腐陈旧、味同嚼蜡，可是你还得阅读它们并且从中“披沙拣金”，发掘出有用的信息。我很佩服艾尔曼有如此耐心来细致阅读这些资料，或许连中国学者也做不到，难怪同时代的学者李弘祺说：“当今世界上读过最多八股文文章的人，艾尔曼应该当之无愧。”就连向来自负、并不赞同艾尔曼论点的前辈学者何炳棣，也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艾氏收集史料之勤是西方罕见的。”

明状元赵秉忠殿试卷（来源：）

说实在话，在过去有关科举的文献中，人们相对还算熟悉的，不过就是梁章钜《制义丛话》和李调元《淡墨录》等寥寥几种，但是当你看到艾尔曼书中引用文献，除了前面提及的资料之外，还有各种类似今天“高考攻略”或“读研必备”的图书，像佚名编《举业正式》（明代嘉靖刻本）、陈仁锡编《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明代崇祯刻本）、刘坦之评点《近科全题新策法程》（清乾隆刻本），佚名编《临文便览》（清代光绪刻本），还有朝廷派往各地主管各地科举事务学政的报告明清科举的历史意义及影响，以及收藏在天一阁、加州大学图书馆、台北“中研院”明清档案馆的各种试卷。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宏富的史料作为基础，他才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历年的科举故事，活灵活现地再现那个时代令人欢喜令人愁，甚至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成功地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新文化史杰作。

这本书不仅有生动的描述，更有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几百年里，科举考场看起来更像是监狱而非学校。为什么？我注意到宫崎市定和艾尔曼不约而同地用了“考试地狱”或“文化监狱”来形容科举考场，但宫崎市定用“考试地狱”只是强调考试的艰难（《科举——中国の考试地狱》“序论”），而艾尔曼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考场不仅可怕而且荒诞。他说，和关进监牢的罪犯相比，科举场中这些考生是自愿被锁进去的，虽然地方精英的子孙走进考场展开竞争，而农民和匠人的孩子只能在梦想里作为考生进入考场，不过，当他们以守卫身份进入科场，监督考生是否作弊的时候，这种奇妙的政治管控体制（ntrol）告诉我们，“文化监狱”与“罪犯监狱”是多么不同。而艾尔曼更告诉我们，由于这种不同，兼有规训与鼓励的双重功能，对于登科及第的年轻读书人来说，这是充满机遇的天堂，但是对于屡试不中的老年读书人来说则是可怕的监狱，之所以在艰难的考试时代过去之后，科举考场还会被美化成“文明”的再造，甚至是“秩序”的重建，正是因为科举考试代表了那个时代象征性的文化顶峰。“入其彀中”的士人并不像被捕的罪犯，他们是自愿进入的，他们不像被迫拘押在狱中的犯人那样满怀怨恨，愁眉苦脸，反而要期待考试合格之后的种种荣耀、谢恩、赐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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