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迄今考古发掘的汉代竖穴土坑墓组成的重要价值
2024-03-15 11:03
北京大葆台汉墓
大葆台汉墓由西汉时期的两座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组成，编号分别是一号墓、二号墓，属于诸侯王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被认定为广阳王或燕王及其夫人的墓葬。一号汉墓平面呈“中”字形，墓坑口大底小呈斗状，该墓主要由墓道、便道和墓室组成，其中墓室又可分为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内回廊和后室等。墓内早期被破坏（墓室北面发现一个盗洞），部分因火烧而坍毁。二号汉墓位于一号汉墓的西侧，也是大型木椁墓，坐北朝南，平面呈“中”字形。大葆台汉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西汉时期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也是北京地区首次考古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及其夫人的同坟异穴合葬墓，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大葆台汉墓是北京地区迄今考古发掘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大葆台汉墓首次通过考古发现证实了史料典籍中所记“黄肠题凑”，对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汉墓中出土的车马遗存，对了解与研究我国陪葬或殉葬车马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河北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为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的陵园。由建造于山体中的刘胜墓、窦绾墓及附近的18座封土墓组成。1968年5月被发现，定名为1号墓。后又发现了2号墓。1968年8月，完成1号、2号墓的发掘。通过出土的铜器、漆器和封泥上的文字材料以及金缕玉衣等推断，墓主分别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通常称之为满城汉墓或中山靖王墓。该墓保存完整，作为汉诸侯王、后一级的大型崖洞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建造精巧，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是研究汉代“因山为陵”葬制的重要材料。墓中出土的文物充分反映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发展和医学、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渗碳钢、百炼钢、镀铬技术等先进科技的应用是足以改写中国科技史的重大发现，反映了当时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医工”铭文的铜盆，是研究中国古代针灸和医学史的重要资料。铜漏壶为迄今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对研究天文学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石磨、铜尺等文物为国内首次发现，对研究农业发展史和古代度量衡制度发展有重要价值。长信宫灯、博山炉、凤鸟纹杯等文物造型精美陕西秦汉历史文物，制作精良，匠心独运，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制作，反映了汉代辉煌的文化艺术发展成就。
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吉林集安地区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发现已140余年，先后历经金石学家、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都城周边的遗迹以其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密集、等级高贵、外观完整、蕴含丰富等特征，展现了高句丽崛起过程中政治、文化、军事、经济、风俗的多方位的变迁轨迹，是高句丽鼎盛时期保留下来的珍贵的考古资料，揭示了高句丽民族在崛起初期的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族群的交流、融合的进程，体现了高句丽在中原王朝、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链条上的历史地位，堪称东北亚考古遗产的宝库。考古研究从依据客观遗迹和遗物为对象的独特视角，揭示了高句丽物质文化面貌，阐释其精神文化源流，展现多民族文化属性，完善其社会发展进程。1972年以来的文物保护工程主要有好太王碑碑亭、壁画墓封闭及化学封护、重点墓片维修和环境整治、王陵所在地点的土地划拨和居民动迁、墓区全覆盖安防工程、国内城城墙的局部归安、丸都山城瓮门、城墙及蓄水池的清淤、维护、重点遗迹的监测系统等50余项。高句丽遗产研究与保护的成果，使边境小城集安迅速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文物观光地。
江苏徐州汉楚王墓群
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王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王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王朝，是我国汉代诸侯王陵中保存最完整、序列最清晰的一个系列。徐州地区汉代王陵发现和发掘的较多，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崖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8处18座墓葬，它们分别是：狮子山2座、驮篮山2座、北洞山2座、卧牛山3座、龟山2座、东洞山3座、南洞山2座、楚王山2座。这些墓葬均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彭城（即今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以上墓葬除楚王山2座汉墓和狮子山之王后墓未经发掘，其余7处15座皆经过考古发掘。徐州汉代楚王陵能够排出比较明确的序列并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它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对于汉代陵寝制度、典章制度、文物考古、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徐州地区汉代楚王陵考古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缩影，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江西西汉海昏侯墓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葬，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考古工作基本确认了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以贵族和平民墓地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同时确认了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考古发现的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是我国迄今罕见的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拥有较完备祭祀遗存、内涵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考古发现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真实、完整地展现了海昏侯国国都、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的空间布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银雀山1号墓、2号墓，墓葬年代为西汉时期。经考古发掘，1号墓中出土竹简4942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十余部先秦典籍；2号墓中出土竹简32枚，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两座墓中还出土了陶器、漆器、青铜器、钱币等文物近百余件。其中，《孙子兵法》与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解开了自唐宋以来孙武和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掀起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研究热潮。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的重要史料。竹简上的文字属于古隶，是一种小篆向隶书过渡的字体，对研究汉字演变与书法艺术具有重要价值。与竹简兵书同墓出土的陶器、漆器、青铜器、钱币等近百余件文物珍品，也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睡虎地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县城西部火车站附近、汉丹铁路西侧，为秦汉之间的墓葬遗址。1975年11月至1976年初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墓坑皆为土坑竖穴，葬具是一棺一椁，墓中遗物有铜、陶和漆木器，器形与器物组合具有明显的秦文化特征，有别于楚墓出土的器物，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竹简原藏棺内，保存状况较好，字迹非常清晰，字体均为秦隶，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秦简。秦简的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大量法律文书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对于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探讨都有重大的意义。睡虎地汉简中的算术是目前所见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科学考古发掘的算术文献，对认识汉初以至秦汉时期的算术文本有重要作用。《日书》、《为吏之道》简和《黑夫、惊家书》木牍等也是十分珍贵的资料。睡虎地秦墓发掘结束后，秦简得到很好的保存、宣传与推广。
湖南里耶古城遗址
里耶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最初是战国时代楚国黔中郡辖下的迁陵县县城，秦朝改“黔中郡”为“洞庭郡”，迁陵县治所不变，毁于秦末。2002年6月3日，在一号井内发现简牍，6月29日完成发掘，简牍共三万八千余枚，为官署档案。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户籍、土地开垦、物产、赋税、徭役、奴隶、仓储、津渡、邮驿、军备、司法、刑徒、祭祀、日常事务等等，所提到的地名有洞庭郡、迁陵、临沅、酉阳、阳陵、义陵、充、零阳、弋阳、沅陵等数十处，职官有县令长、司空、司马、丞、守丞等，纪年由秦始皇（含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到二世二年（前208）。简牍数量远远超出过去考古发现的秦简的总和。简牍文字真实呈现出秦代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从根本上改变秦代学术史的面貌，里耶秦简的发现是秦代考古继兵马俑以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汉墓是湖南地区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王侯墓群。1952年确认马王堆为一处大型汉墓群，1972年1月14日至1974年1月13日发掘。马王堆汉墓发掘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进行的一次举全国之力的大型考古发掘，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王堆三座汉墓，除二号墓外，一、三号墓棺椁都保存完好，而三座汉墓又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如帛书、帛画、地图、纺织品、乐器、农产品、草药、肉食品和女尸等，在我国考古发掘中还是第一次发现，它们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思想、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等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发掘近50年来，各方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无比崇高的地位。马王堆汉墓多学科的研究，为马王堆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沙马王堆汉墓作为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文物在世界各地展出，为我国和国际交流之间起到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同时为扩大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西汉南越国、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和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地方官署所在地。发现南越国宫殿、宫苑、宫墙、砖石走道、构筑考究的食水砖井以及出土南越木简的渗水井等重要遗迹，确认遗址为南越王宫所在。其中，石渠和石构水池是南越国宫苑人工园林水景遗迹，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完好的中国宫苑实例。发掘出土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宫殿和池苑遗迹，证实南汉王宫亦在此地。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历史见证。西汉南越王墓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物最丰富、唯一饰有彩绘的石室墓。墓室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墓室依“前朝后寝”的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三室，前室居中，象征墓主生前的朝堂；后部四室，象征墓主生活的后宫，放置墓主棺椁的主棺室位居正中。墓中出土1000多件（套）文物，“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证实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是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古代帝王玺印之一；出土我国年代较早、完整的丝缕玉衣等。展现了具有原真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南越国社会历史画卷，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是研究广州城建史、岭南开发史以及秦汉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广西合浦汉墓群
合浦汉墓群分布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城区及北、东、南三面的丘地，环绕汉代合浦郡城所在的草鞋村遗址呈扇形分布，分布范围近69平方千米，是国内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群。从1957年至今已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到六朝时期，以汉墓居多、显著，西汉墓分为土坑墓和木椁墓，东汉墓主要是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重要墓葬有望牛岭M1、风门岭M26、黄泥岗M1、寮尾M13等。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其中舶来品文物及带有海外因素的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重要文物有铜凤灯、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等。通过对合浦汉墓群、草鞋村及大浪古城等遗址进行深入的考古发掘研究，一些学术难题也逐渐明晰：一、合浦在秦汉之前已有一定的基础；二、合浦在南越国时期（西汉早期）已存在未被史书记录的行政建置；三、合浦是两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是朝廷经略岭南及海外的支点，是对外交流贸易的窗口，是繁华之地。合浦汉墓群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出土汉代舶来品文物比较集中的地方，印证了《汉书》等史籍关于汉代经海路对外交往贸易的记载，也反映出合浦在汉代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合浦因此成为中外海丝历史研究的热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为战国至汉代古滇国墓葬遗址群。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相对应，可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的记载为信史，石寨山也被认定为“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大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因“滇王之印”的出土，而有明确的属性。青铜器上的人物雕像，包括在青铜扣饰和贮贝器上的人物形象，为族群辨识和了解滇的民族构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青铜贮贝器上所表现的祭祀、战争、狩猎、播种、上仓、纳贡等反映社会生产、生活和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为了解石寨山文化和古滇国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2014年启动的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实现了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在石寨山山脚下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了以台地和相间排列的水系构成的遗址群——河泊所遗址群。石寨山-河泊所遗址群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或称都邑）。河泊所遗址发现了以“滇国相印”封泥为代表的遗存，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关于古滇国记载的阙失，这是继“滇王之印”之后，古滇国和云南青铜文化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石寨山-河泊所遗址群为建立滇池盆地的古代文化序列和构建该地区的青铜文化谱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陕西汉长安城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西汉都城遗址。从1956年10月起，经过65年的考古探索，考古工作者基本明确了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规模、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与城内大街的形制、城内外水系的分布、未央宫与长乐宫、桂宫、北宫的范围和布局、武库的位置和建筑配置、西北部手工业作坊的种类等。城外也发现了南郊礼制建筑、昆明池、陶窑、墓地等遗迹，城郊的面貌逐渐清晰。汉长安城规模宏大，街道井然，布局规整，功能完善，达到了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新高度。宫室和众多高级宅第，占据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凸显出都城的政治性。未央宫北部的石渠阁、天禄阁体现当时汉长安城为文化创新的中心。城门、宫殿、武库、凌室以及渭河、沙河古桥的发掘，丰富了汉代建筑的类型。昆明池、漕渠是水利和水路交通的重大工程。铸铁、铸钱作坊以及武库出土的铜、铁兵器代表冶金技术的最高水平。发掘出土的玉牒、骨签、木简、封泥和陶瓦戳印等文字资料是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陕西秦咸阳城遗址
秦咸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主城区以北18公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专制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秦帝国巅峰的见证。广义的秦咸阳城包含南北城区、多处公王陵及数千座墓葬组成的陵墓区、上林苑为主的园囿区等部分，涉及范围横跨渭河南、北，并建有多座柱梁木桥。自1959年开始，渭河北岸的考古工作至今已历时60余载，基本明确了城址分布范围与布局结构。尤其是在近10年推进的调查和发掘中，新发现并确认了一系列重要遗存。东北部先后发掘出府库、道路、手工业作坊等遗存。宽逾50米的三纵一横道路，初步搭建了城址路网的框架。巨量石编磬的出土实证了北宫及乐府机构的存在。石甲胄等一批与丧葬礼器制作有关的作坊遗址，打通了都城与陵墓之间的关联，深化了北区的职能。南部水系分布范围和时代已经明确，还原了城址“法天则地”规划理念的真实情景，初步明确了功能区摆布的原因和防御措施的情况。西南部遗存分布范围和属性的再发现，不仅深化了秦咸阳城遗址的格局研究，也促进了西汉渭城县、帝陵及陵邑的探索，扩大了秦咸阳城遗址的内涵。咸阳城经历了中国文明体制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有关咸阳城布局、功能及对后代影响等诸多问题的探讨正在迅速推进。
陕西秦始皇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经过陕西考古工作者60年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基本上探明了秦始皇帝陵园的基本结构、遗存分布与主要内涵，发现了以墓室、墓上建筑为核心，由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以及墙垣、道路、门观、陵邑等共同构成的丧葬遗存体系，此外还发现了五岭防洪大堤、阻排水渠、石料加工场、击鼓坪、陶窑等陵墓工程遗存。这些发现为秦始皇帝陵的结构、布局与内涵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陕西秦汉历史文物，为秦始皇帝陵的丧葬体系、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及秦代社会、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秦始皇帝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陵园之一，是秦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见证，其建造时间之久、用工之众、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富，均为世界历史罕见。秦始皇帝陵是我国古代帝王陵墓“独立陵园制”确立的标志，并首创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帝陵陵寝制度，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遗址也在秦俑彩绘保护、土遗址保护、微生物防治、陶俑修复、秦陵铜车马修复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地处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河下游尾闾地带的古三角洲上，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系汉代“精绝国”故地。自1901年斯坦因发现，迄今已逾百年。历次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房屋建筑遗迹、墓葬、水利设施、城址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佉卢文文书、汉文文书、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钱币、丝绸以及艺术品等珍贵文物。尼雅遗址对丝绸之路南道汉唐时期绿洲聚落遗址的综合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荒漠绿洲城邦聚落人类文化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对研究汉晋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历史的阐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文化向西传播和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尼雅遗址考古研究揭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多文化多宗教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区。尼雅遗址大量有机质类珍贵文物保存良好，国内外罕见。如此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遗迹及组合、出土文物的相对完整性（形态和结构），是西域古代绿洲城邦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以及由已知求未知的考古个案研究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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