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话，是打了粉身碎骨折的神话。并有益于各个朝代人们的指摘和采纳，才有幸散落到各个故事、古籍、史书中。其中，史官与思想家留用最多，当然，散落伊始，便回不去了。

我们知道羿射日除害神话，《楚辞.天问》仅记射日：“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山海经.海外南经》仅记羿与凿齿战斗的状况：“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若非后来《淮南子.本经篇》有羿射日神话较完整的记叙，则《天问》和《山海经》未记录的那一部分零零碎碎上古历史故事传说，也可能就面临散亡的命运。

我们所想问的问题，远远多于我们能找到的答案。最牛的远古神话一百七十问，就是屈原的《天问》。发问体，可以让人识其轮廓，但不知其体。如“鸱龟曳衔，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似是写鯀听从鸱龟的建议，偷息壤治水，后被天帝“刑”于羽山。情节与《海内经》所记相同，而增加了“鸱龟曳衔”这段，其，可能是鲧系神话的很好补充，也可能使得细节缺失、想象疏略而导致更多的盲区。

那些后人看不惯的，进行编、改，删，或者降维成为俗世故事。那些不雅驯的故事，一定会遭遇不同朝代的“缙绅先生”，他们掌握着人类仅有的跨时代记存工具——笔，怒而起笔，改成自己看得惯的故事线和寓言。

而在我们可考的历史化过程开始之前，即殷周之际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神系的出现，神话的类型也不太完备，神界故事系列则更是“文献无考”。

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他们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

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

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上古历史故事传说，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

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史官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时代周折，轮番开启文明之光。

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巫觋打卦的形式、符号印记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如《尸子》所记叙的“黄帝四面”，即传说黄帝长有四张脸，但当子贡以此请问孔子的时候，被孔子巧妙地解释做黄帝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就成了历史教科书而和神话的原意大相径庭了。

经由诗人、预言家和富有远见者的深化，这些形象开始象征人类与微观世界的精神规范。因此它们是来自意象语言的说法，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真理。

对原始神话作出的理性理解，显而易见最容易演成历史化的倾向：一切神话经过透视或还原，无非是一些变相的“人话”，关于人的生活的系列描写。

像古代的神话、史诗或后代的小说、戏剧这样虚构的系列描写，都与依据大体真实的史实撰述的历史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反之，在许多名为“历史”的著述中，也不乏神话式的戏剧因素或小说笔法。神话所描写的神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人间生活的折射，因此神话里人的因素和理性因素持续增长的结果，就是神话叙事向历史叙事的演变。

中国先秦神话中发生的历史化现象，比希腊神话里的类似现象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在中国古代，对神话的“历史化”处理不仅仅是一种“解释”，而且深刻渗入神话本身的结构之中：神话被当作古史处理掉了！

这样，“历史化”就起到了把各种零散的、氏族部落性质的独立神话、动物神话综合起来，纳入历史神话传说系统这一体系神话的作用。其结果，是很多超自然世界中的神奇灵物，“人化”为传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这一“人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各色各样的老神祇和新英雄重新序位，按照原来崇奉他们各族势力的消长，排列起一个井然的“帝系”。

“历史化”在中国即意味着系列化、等级化，中国宗教神话的历史化，在把零散的神话形象加以历史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中国体系神话──“帝系”化。

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就是帝王，成为其，几乎就是获得了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像神一样的地位”。这一精神特征在神话的历史化过程里，已经显示出来。

远古的神灵隐遁了，代之而出的则是晚近产生的、人类社会中崛起的“圣与王”。到了后来，战国时代的诸子登场了。他们对古代神话的残余部分给予了完全合理化的解释，一扫古代神话传说里残存的原始思维和宗教信仰的遗迹，完成了从神话到历史的最后过渡，从而揭开了理性思维的全新篇章。

在此之前，士大夫一般都对历史化了的先秦体系神话如帝系传说，深信不疑，以致于把它看作中国古史的真实图景，《韩非子》的《五蠹》所说，是一种相当经典的看法。神话的历史化程度，在中国就是进行得这么深刻。

事实上，士人在传统上之所以把中国神话“理解”得不同于希腊、北欧神话，是因为前者演化出了自己的古史传说系列；后者则停留在解释神话表象的阶段。中国式的神话历史化，不是以“事后聪明”的态度重新解释旧有材料，而是走了“为之于未然”的途径，在神话的完整系列尚未形成之前，就着手把独立的宗教神话材料编制成合乎伦理精神的古史神话传说。古史神话传说，是独立的宗教神话的“中国历史变形体”。 反观深受哲理思想启迪和渗透的希腊、北欧等国的体系神话，其历史化程度也远没有中国这么深刻，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历史传说的神界故事系列，其人形、人性的“神的故事”，与神化了的中国式古代帝王和圣人传奇，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上古神话的散亡是必然的，直至今天，我们还在做着这些转化的工作。诚如矛盾所说：实际上既非真历史，并且也失去了真神话。如今回溯，要构建神话样貌，必须还原古代史。还原古代史，必须找寻失去史料的前夜，人们所持有的世界观。

在此过程中，我也十分关注未被历史化的那些神祇。他们或者地位不高，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疏远，属于古老的自然界诸神。以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题的古史传说，对于宗教神话中的自然诸神（如夔、羲和、四方之神、烛龙、飞廉等多种动物神祇），有些没来得及改造为历史人物，有些没来得及排挤出古史系列的，他们可能会成为我回溯的珍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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