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揽史说）岭南类型陶灶的形式分析
2023-09-09 18:03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陶灶是汉墓随葬品中较为流行的模型明器之一，其平面形状多样，主要有长方形、马蹄形、舟形、曲尺形、圆形等，在空间分布上地域特色鲜明。
本文陶灶的岭南类型主要指以带有前出地台为显著特征的有底陶灶类型，这是岭南地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灶型。其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或梯形，多火眼纵向排列，有向前伸出的地台，或附有陶俑、水缸等。
岭南类型陶灶的形式分析
依据陶灶的平面形状，可将其分为四型：A型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横截面为矩形。灶面平直，双火眼或三火眼。Ⅰ式灶身粗短，长宽比较小，多为双火眼，灶后有斜伸的圆柱状烟囱秦汉陶俑的历史特征是什么，灶门上方无挡墙。广州西汉中期墓M1174:24，长36、高17.2厘米。
发掘报告认为墓葬属于西汉前期第二段，即“由文景之间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相当南越王国的后期”；但同时也认为出土四耳瓮、四耳罐、灶、井等器物的墓葬“显示出年代稍晚的特点”。李龙章认为第二段的实际年代应在南越国末期甚至更晚。
南越国时期出土器物中地方特色浓郁，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模型明器在岭南地区几乎不见。汉平南越之后，随着汉军驻扎和大量汉人的迁入，汉化进程大大加快。“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
岭南西汉中后期的墓葬形制种类、随葬品组合造型均呈现与早期明显的不同。”这件灶的形制与西汉中期陶灶的形制基本相同，故认为此灶的时代当属于西汉中期。
考虑到灶身由短变长的发展趋势，这件短身灶当为岭南类型陶灶的早期形态，但不应早于汉武以前。因此，将此式陶灶定在西汉中期稍早较为合理。
Ⅱ式灶身明显加长，常见三火眼。开始出现矮小且斜伸的挡墙，圆筒形烟囱。广州横枝岗M4:53，长40、宽15、通高20.6厘米。报告中认为“M4的墓葬形制多见于西汉后期，但出土器物的型、式及组合为较典型的西汉中期特征”，因此将其定为西汉中期晚段应该是合适的。
Ⅲ式灶身长，多为三火眼，灶门上多有斜伸挡墙，出现龙首形烟囱。广州西汉晚期墓M3031:22，长34.6、高18.2厘米。其流行时段应为西汉晚期到新莽。
岭南类型陶灶的年代分析和地理分布
从时代上看，A型灶出现最早，是岭南地区出现最早的模型明器之一。B形灶出现稍晚，基本上在西汉晚期以后，在造型上似与A型有承继关系，其早期类型，如Ⅰ式灶与同时期的A型灶大体类似，只是灶前端稍稍宽于后端，略呈梯形。
之后其前后的宽度差和高度差越来越明显。C型灶出土数量较少，其宽短的造型在平面上与A型Ⅰ式灶相类，时代也大致相同。D型灶在岭南地区出土基本上是东汉晚期，但在湖南地区可以早到东汉早中期。
地台上出现陶俑多见于东汉前期，数量在1至3个，主要是烧火俑，也有在水缸边或灶边的劳作俑。动物俑主要是狗俑，还有猫俑、猪俑，多为1个。
附水缸的陶灶基本出于东汉中期以后，数量1～6个不等。出土附水缸陶灶的纪年墓有广州动物园东汉建初元年（76年）墓、番禺永元十五年（103年）墓（2件）、广州建初元年M5041。
广州汉墓M5060为建初五年（80年）墓，出土有Ⅲ型灶，没有描述，也没有图，但Ⅲ型灶也是有水缸的。这似乎可以说明附水缸的陶灶主要流行于东汉后期的前段。
陶灶是具有典型汉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随着汉文化影响的深入，墓葬中出土陶灶的频率和数量也大幅增长。据《广州汉墓》统计，西汉中期的64座墓出土陶灶19件，出土陶灶的概率不到30%（以墓均1件计算）。
西汉后期的32墓出土陶灶20件，出土概率已迅速上升到62.5%，东汉前期的41墓出土陶灶37件，出土概率已高达90%。在广州以外的岭南地区同样如此，只是时代上稍微滞后一些。
广西地区出土有A、B、C型陶灶，基本是西汉晚期以后，只有一例被定为西汉中期，即合浦风门岭M27。其时代确定的依据主要是通过对出土的陶器组合、陶仓等，与广州西汉中期墓出土陶器对比得出的结论。这种简单的对比是否合适值得讨论。
湖南地区出土的带地台陶灶均为东汉时期，主要是A、B型灶，与岭南陶灶在形制上大致相同，但也有差异。岭南陶灶多为三眼灶，长沙地区陶灶多为双眼灶；岭南地区陶灶烟囱常见典型的龙首形，而长沙地区则多为圆筒式。
湘南地区陶灶有个别附有水缸，且有将水缸置于地台上的做法，这是两广地区不常见的。而长沙地区灶身两侧几乎不见水缸。典型岭南陶灶基本上都有底，与地台一体，而湖南地区陶灶多无底，仅灶前伸出地台。
且地台上的陶俑分布也有特点，湖南陶灶一般为灶门左侧立一人，右侧卧猫狗，而岭南陶灶的地台上有人俑一至三个，且多作烧火或劳作状。
带地台的陶灶大多首先出现于岭南地区，唯一的例外是D型灶，它率先出现在湖南，岭南不仅时代晚，数量也极少。其实它的形制就是向前伸出地台的舟形灶，是舟形灶和地台式灶的结合。
舟形灶在岭南几乎没有分布，而湖南地区则是舟形灶分布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地台式灶分布的集中区域。长沙地区出土的A、B、D型灶有地台，有的附陶俑，外形上接近岭南陶灶，但中空无底，这与中原地区陶灶的做法是一致的。
这也说明了作为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湖南地区，其陶灶形制受到了来自中原与岭南的双重影响，带有地台的舟形灶首先出现在这里，正是这种双向影响的反映。D型灶在广州的出现，应是湖南地区反向影响的结果。
岭南类型陶灶的源头与流布
岭南类型灶下有地台、上置陶俑或明器的做法，在岭南地区十分常见，且不只限于灶，井、仓、圈、俑上均有，余静在对汉代陶井的研究中认为，带有地台的陶井属于“汉代岭南区文化因素”。
韦正也谈到，两广地区的陶瓷俑“多采用数人与马、辇共载于一托板之上的表现方式秦汉陶俑的历史特征是什么，这种表现方式尚不见于其他地区”。附有地台是本地随葬组合器物流行的做法。
但这种带地台的器物，主要用于带有明显汉文化烙印的模型明器和陶俑上，似乎预示着它的来源与汉文化的进入有关。
成都地区陶灶地台的一侧常有挡风墙，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不见，但徐州地区有相似的做法，不过成都陶灶只有一侧有挡墙，而徐州陶灶的地台两侧都有高出地台、但相对较矮的挡墙，如徐州凤凰山出土陶灶。
从时代上看，成都地区陶灶明显滞后，西汉晚期才出现，多为新莽至东汉早中期。从时代和形制上看，存在受岭南地区影响的可能。
岭南地区与巴蜀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汉武帝灭南越时，“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湖南地区的情况则不同，带地台陶灶的出现和流行完全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结果。
这种陶灶在湖南的出土地区主要集中于湘南和长沙，尤以湘南地区为多，时代均为东汉时期。
湖南与岭南地域相接，文化交流密切，尤其是汉灭南越以后，交流更为频繁。广州汉墓中出现了大量带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如滑石明器、漆器、木俑、楚式镜等。在广东、广西的南越国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
其中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长沙、衡阳等地出土的相同，“南越国的玻璃制造业应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长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岭南类型陶灶的传播路线
岭南类型陶灶的分布很有特点，基本上是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等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也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要道。
到岭南的主要道路在秦时就已形成，即“秦所通越道”，也即“新道”，其路径主要有四：一是从长沙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从灵渠入漓江，经桂林沿漓江、桂江南下至苍梧（今广西梧州），再入西江，而达番禺。
二是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而上，越九疑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上述两路在苍梧合为一路。
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今阳山西北）、洭浦关（今英德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
四是从江西南部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
汉武帝时灭南越基本上就是循以上道路进军的，归义越侯严出零陵，下离水，为新道一；归义越侯甲越萌渚岭，沿贺江下苍梧，为新道二；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治今湖南郴州），下湟水，为新道三；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为新道四。
唯有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下牂柯江的路线为汉时新道。
以上道路中，经灵渠、桂江、西江的道路成为“五岭南北最主要的水路交通要路”，这是因为汉代岭南政治中心明显西倾，汉代平南越后，岭南设七郡（海南二郡除外），仅南海郡位于岭南地区东部，余六郡均在西部。
此路全为水路，相对于崎岖难行的南岭山地，要便捷许多，遂成为南北交通最便利之通道。岭南类型陶灶多出土于此路两侧。
结语
汉朝之后以至于唐朝，岭南地区向北通往中原最主要的道路有三条：郴州路、桂州路、虔州大庾岭路。桂州路、郴州路即灵渠西江线、武水北江线，是岭南类型陶灶北传最主要的通道；而虔州大庾岭即则是梅关古道，沿北江上溯至韶关转浈水到南雄，陆行越大庾岭沿章水经赣江达南昌，此即当年杨仆从赣江下浈水之路，也是六朝时岭南类型D型陶灶向赣江传播的重要通道。
参考文献：
[1]李龙章。南越王墓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序列[C]∥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朱海仁。岭南汉墓仿铜陶礼器的考察[C]∥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横枝岗西汉墓的清理[J].考古，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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