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荷

一、咸同贵州百万苗民大起义作为是苗族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其他兄弟民族参与的反封建大起义，其中包括了苗、汉、侗、回、布依族、水、穿青等多个民族参与到这场起义斗争之中，即作为贵州近代苗民反封建革命斗争史的光辉一页。

巍巍苗疆

与太平军的联合的联合作战，据《清史稿》亦载：“逆苗陶新春、陶三春分踞之，纠聚苗、教各匪及发逆石达开余党，凡十数万;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及四川边界。川、楚、黔军会剿，日久无功”。同治二年(1863)二月，太平军石达开部经过毕节，猪拱箐苗族义军加以响应，猪拱箐苗族义军并与太平军石达开部联合,共同开辟猪拱箐根据地建立了农民政权，其势扩大到滇东、川南边境。又据余昭《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载曰：“而苗匪自伙发逆后，狡悍异常。发逆教之击刺，教之守御，教之号令虚实，且留数百人在内，党类益集。主客既分，贼众我寡，俨为劲敌。”在太平军的指导下，帮助苗族义军建立守哨制度，教授起义队伍击刺、守御等战术，增强了战斗力。

与白号军的联合作战，道光年间，湖南宝庆人刘仪顺派人到贵州传教时，张秀眉早年外出时曾已结识，1857年张秀眉在台拱建立了政权，与刘仪顺白号军相呼应，据王定安《湘军记》所载：“每出掠,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铳为助,得土腴地,则苗徙家耕焉。食匮,则苗输之粮”。又据《播变纪略》“思南、石阡、平越等府，故多苗。苗性憨直，汉奸诱之，苗信之而从，称曰：（白）黄号”。张秀眉义军长期与刘仪顺白号军并肩作战属于唇齿相依的关系，在黔东地区有力的打击清军。

与青号军的联合联合作战，杨龙喜，贵州桐梓九坝人，衡役出身，咸丰四年 (1854)与当地苗民自然领袖陈寿、李时来等人在家乡举行起义，反对折征，起义军以青布包头，率众干余人奔袭桐梓县城，并组建政权,改元“江汉”。李时荣、陈寿的部下多属苗众，在九坝人杨喜龙领导，先后生擒知县陈泰介、击毙知县江炳琳、知县容保太、把总王明安等清军官佐，占据转战绥阳、仁怀、桐梓等地。

与黄号军的联合作战，据《平黔纪略》据《瓮安县志》载：“团练颜如玉三战三捷，贼阴调苗匪由木老坪星夜赶集，四面合围，追至岩家钵，贼来益众，颜以身殉。”。又据《同治朝实录》、《清史稿》中多次提及何德胜、瓮安必以苗教各匪从之，多次“以剿办贵州瓮安苗教各匪出力”，“又谕、田兴恕奏、总兵剿办瓮安教苗各匪”等记载。《清史稿·赵德光》又载：“四年，匪首何二久踞开州、尚大坪，········。贼纠集苗匪、教匪沿江以拒，乘间过江攻开州”。可见当时黄号军与苗军的紧密结合，何德胜所领导的黄号军大半为黄平、瓮安一带黑苗，一半为当地教民，同治占领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上大坪，与白号军根据地荆竹园、张秀眉义军根据地台拱形成犄角相互支援。

与斋民群众的联合作战，据《平黔纪略》咸丰五年（1855年）亦载：“六月二十五日，上江斋匪罗光明、罗天名等起，攻八寨厅城，……是时汉民习邪教者，群诵《五公经》，谓能避劫，互相扇结。苗贼亦多效教匪所为，与为依附。”。三都苗族罗光明所领导的斋军苗汉群众组成的起义队伍，自同治元年起，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领都匀,麻江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黄号军何德胜部占开州,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阳实行长期围困。

与布依族、穿青人、彝族的联合作战，咸丰十年（1860年），水城苗族何仙姑起义以后，据《大定县志.前事志》载道：“苗匪袭据白泥屯，六月移据大兔场。……匪势益张，移扎水城之米乐。分苗民为大堂，竹(祝)万春、何玉堂为堂官；夷民（彝族）为二堂，何五斤为堂官；仲家（布依族）、穿青（穿青人）为三堂。以先生为尊称，以寺观为殿宇。堂官各率所属战守掠食，食尽则他往。”。何仙姑苗族义军当时以哥老会的形式团结当地彝族、布依族、穿青人群众一起参加举义。

与布依族群众的联合作战，据《平黔纪略》亦载：“同治五年三月：先是，德光自永宁还，卢阿代仍回掠苗寨，平远苗复过三岔河，掠镇宁乾坝、平岩，黄金印亦出西克攻官寨，仲夷旋陷落别、官寨据之，苗仲遂合。大锡以力难兼顾，请复檄德光驰援”。同治五年扁担山曾三浪、马阿双领导的布依族义军得到水城苗族黄金印义军的支援并肩作战，就曾消灭盘踞镇宁官寨一带的温氏土司。

与水族群众的联合作战，据《同治朝实录》记载：“同治六年十二月贵州荔波所属之九阡下河等处苗匪。窜扰粤疆。阑入思恩宜山等境。”。又据《荔波县志》载道：“下游贼首高九王潘老帽、九阡贼首潘新简、吴邦吉等攻掠广西南丹之翁昂”。咸同时期，台拱、剑河一带的下河苗族义军领袖和水族义军潘新简、吴邦吉多次联合围攻荔波州城，并南下打击广西翁昂一带清军，先后击毙了暑县事蒋嘉谷、千总王代龙、守备更玉麟、把总邓延赞、知县彭培恒、游击范定邦等清军官佐。

与回族群众的联合作战，据《同治朝实录》记载：“同治八年十一月“岩大五句结回苗各匪。复行阑入安南县城。该文武等力战数月”。同治八年岩大五义军为支援黔西南的回民义军，联合攻打安南、普安的清军，为新城一带回民义军解围。

与侗族群众的联合作战，据剑河“磻溪记事碑”，记载：“咸丰乙卯之秋，贼风竟起，猛兽挺生，由革夷高 禾、九松、方乜，下自清枱张秀弥、包大肚、杨大六此等逆魁，三五成群，千方结党，烧杀乡村，攻打屯堡”“壬戌年，忽有柱属姜（姜映芳）、龙（龙海宽）、陈（陈大六）、李四（李子金）逆窜入抬邦，协合主叛，引领攻下柱邑，设营九龙山，兹扰各属，惨遭其害，鸡犬不宁”。自咸丰五年黔东苗民起义以来，苗侗义军常常联手，同治元年六月，苗侗联军在玉屏消灭黔楚官军三千多人，先后击毙千总段文凤、把总侯文华等清军官佐，占据攻破天柱、会同、玉屏、芷江、靖州、黎平、锦屏等地。

耸翠苗岭

二、苗民义军斗争仍然没有摆脱旧式农民起义的弊端

咸同贵州百万苗民大起义始于《湘军记》亦载：“苗之祸，自高禾发也。”，髙禾、九松于台拱抗输粮斗争起，《平黔纪略》载曰：“（咸丰元年 (1851)黎平知府胡林翼剿黎、古六厅,诛鉏雷公山、乌沙 山,革夷、山丙苗贼甚夥,而高禾、九松诸渠搜未获,实为下流苗乱之始”。至《丹江访册》载曰：“（同治十二年（1873年）时有苗逆李牛，额号'熊元帅'，岩大五，李老冒,交竹龙，李干,汪兄，条保等啸聚雷公山为乱。”，《平黔纪略》亦载：“李公鸡（李洪基）、欧老变、罗洪、候东成等人十二月（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于丹江厅被镇压失败”，咸同贵州百万苗民大起义实际历经二十三年才被镇压结束。

但是咸同贵州苗族起义依旧没有脱离旧式农民起义的典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战争起义就是政治与军事的博弈，苗民起义军在政治上的失败，其一没有统一战线，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在《平定贵州苗匪纪略》中就有记载：“苗酋就各地为雄长,相崎为援”余庆县民国历史，又据《平黔纪略》所载：“苗民意在占掠田产，固其巢穴.无远大智识，以图进取”,“诸贼地广而众，然无长技远志意在争土田、堕城垣，掠食耳”。苗民各起义领袖之间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喜欢争抢地盘及战利品，以占据田地，抢掠粮食等物质为主，其基层组织还停留在原始地域划分的各地议榔榔众为单位。

其一、没有未能完全包容异己,行中正之道，为天下人，各苗族部众之间具有排外性，排他性，在《黔记》中记载了道光三年黑苗因领土问题杀戮红苗的记录，载曰“嘉庆初，黔楚军兴，镇草、铜仁红苗窜入，诡为生苗佃种山地。红苗故點，而生苗愚不之觉也。后乃稍稍侵占，又阴埋碑土中，给生苗共发之，即指之为先世遗业。生苗无以解，于是生苗老果等悉其众以逐红苗，势汹汹。有司乃往渝，谴红苗归故土，而罪生苗之杀红苗者，苗众乃解散”，各苗族支系的基层组织之间依然未能接纳其他支系或地域的外来苗众。

在咸同贵州苗族大起义期间，各苗族起义军之间为争抢城池粮饷地盘依然时有火拼，《贵定访册》载：“同治六年三月，下河苗万余围攻贵定（潘名杰据），炮中姜阿九，苗使溃去”。《大定府续志》《大定县志》也有提到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陶新春部与岩大五部攻克大定府后，因粮饷火拼，陶新春部负气焚城退回猪拱箐。

其二、在部分地区缺乏族胞群众基础，既有支持起义军，也有反对起义军的苗族同胞，甚至兵戎相见，光绪六年(公元1878年)七月十四日,柳利寨民杨义、张正方、杨老里、杨 向当时在清江厅“查阅营伍”贵州巡抚岑毓英禀称:“咸丰年间，苗匪叛乱，裹胁各寨，惟民一寨（柳利苗族）誓死不从，踞要堵御，血战毙命者七八十人。至（咸丰）六年八月十三日清城被陷，民寨（柳利苗族）五百余家，逃脱不过数拾人”，清江厅《免夫碑》记事，咸丰六年剑河苗族李鸿基率领的苗族义军围攻清江厅，柳利寨苗民“不甘从贼”与清江通判韩超共御“苗贼”（起义军），城破后寨内五百余户人家仅剩四五十人，光绪六年寨民杨义等人联合向贵州巡抚岑毓英反映情况，请求豁免差役之事。巡抚岑毓英的批复回道：“查该民等自变乱以来，实能同心守义，不甘从贼，似此明于顺逆勇于孝忠，自应旌别嘉奖，以分良莠。先人诚勉效义，复核实叨恩沐恩体恤，允许夫役永免，出批示外，合行出示该谕，为此示仰各该寨人等知悉，嗣后益加奋勉，朝夕勿忘祖德宗功也。”，此时清朝廷将“柳利寨苗人”写为“民人”，夸其民勇于孝忠，理应嘉奖，以示忠良，是对其“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的肯定。

在《洪雅县志》中又载：“方都匀府城之陷也，署副将张梁身受重伤，经随徵兵勇背负至落摆苗寨，张梁寻即召苗晓以忠义，屡次乘夜袭取都匀府城，并遣人约各营会取谷纪关，以便进兵。璧光饬提督刘士奇等会张梁军出贼不意，由关后趋下，杀毙逆首吴章，毁贼棚数十座，割取长发首级一百（余），生擒三十（余），救出难民数百，将都匀府城克复”。同治九年黔南苗民义军领袖金干干、天平军首领李文彩共同镇守都匀、独山一线，此线是苗军的生死线，胜或扩大前年战役战果，败或只能退至苗疆腹地作困兽犹斗，清军在都匀落摆苗族的帮助下顺利攻占都匀，苗军大将吴奉章战死，金干干和李文彩的起义军只得转移苗疆腹地。

又据《平黔纪略》亦载：“苗贼陷屯,歼犵狫（革家人）二千余众”，“岩大五党复去平远，掠走水城，袁开第率练团却之。塘头贼击溃阿戛良苗营，杀苗首熊德安、祝定功等，遍掠茨冲、湾河。”清军阵营中同样也有许多苗族百姓组建的地方苗团，听从清军官员将领的指挥，帮助清军镇压苗族义军。

其三、起义军上层领导成分复杂，缺少坚定的革命信念，如击毙同知马世璜、清军游击杨廷柱、卫千总明焜盘踞八寨厅十余年的苗目马三喜（马登科），先后出击贞丰、新城、普定、安南、永宁，盘踞者相十余年的苗目杨秀清（杨树森），盘踞天平山九年之余，后投敌求荣官至古州总兵的三都苗目小播五（闻国兴），参与太平军入黔，共同击毙知州侯云沂、都司龙建极、把总吴华周，盘踞苗翁八年之余的苗目唐大煊等等先后投降清军，这些苗目熟苗情懂苗俗了解苗族义军内部情势，清军加以利用便于分化苗族义军内部组成，瓦解苗族义军基层组织。

其四、滥杀无辜，对他族的屠戮，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苗民义军在处理中苗汉关系时也是矛盾重重，对于非教汉民常常破城屠戮，只会造成民族隔阂，引起民族对立，失去部分贵州汉民百姓的支持。如黄旗军岩大五和平远苗军许大八同治二年期间先后攻陷李家屯、王家屯、画眉屯、牛场屯、垭口屯等地，据《平远州续志》记载：“（同治二年五月）苗逆陷王家屯。吞奇险，贼难攻装。乃掘地道至岩脚，实以火攻之。屯中山崩，人畜俱死，屯亦失。前后凡破屯二十余，死者三、四千。或明攻或暗袭或诱以和，无不克，杀戮极惨”，“（同治四年七月）苗逆首岩大五入境，礼龙场化起。四乡电洞被岩道攻取殆尽，由是百里无人，蓬高塞路”。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威宁苗军陶三春攻入镇雄县城，据《镇雄州志》载，“居民中合家遇难有名有姓者四百二七户，不知名者，不下千余户”。同治五年三月下河苗军潘老冒率苗军攻破荔波县城，据《荔波县志》记载：“苗賊恨荔人不降,悉屠之。荔城生齿万余,及贼退,存者不满二千。荔波受害,此为最惨”。同治五年三月水城苗军黄金印攻入镇宁官寨，据《续修安顺府志辑稿》载：“清同治五年，苗匪作乱。三月十八日，官寨失守，男妇死亡约一万余人。有王团首者，英勇出众，独立杀贼，往来冲锋十有余次，后被贼首黄大苗（黄金印）拿获遇害。”。是日，安顺知府毕祉堂派将率兵往征，不敌，全军覆没。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黄旗苗军岩大五攻入威宁州城，据《威宁志稿》记载：“清同治庚午腊月十八，苗民义军从东门进城，沿街放火，焚毁各官署及民房”。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桐梓县志.卷十一秩官志.苗蛮》中有记述：“贵州之苗，自咸丰中群起为乱，十余年来乃克平定。汉人死者不下百万，川、楚人陆续来填，苗种亦十去六七”。朝廷官员到安顺勘察乱象，勘察官员实地体验后惊叹赋诗：“躬承简命到黔安，满目饥民不忍看。十里坟添千万家，一家哭八九棺。犬衔枯骨筋犹在，鸟啄襟胸血未干。寄与西南君子视，铁石人闻心也寒。”，在《湘军志·援黔录》有载道：“黔乱十余年，贼苗最悍且众，杀戮尤极惨酷”，在《咸同贵州军事史》上记载到贵州平民百姓被遭到屠戮人数多达三四百万，占清末贵州总人口八百万半数之多。

凌惕安著《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估计死亡人数三四百万

三、面对清朝廷武装镇压力量的军事差异

据《咸同贵州军事史》统计，以苗教为首的各族义军曾攻克贵州十二府、十四厅、十三州、三十四县，占贵州各级行政区域的七分之六，仅仅贵阳、遵义、安顺、黎平四府，平远州，水城、郎岱二厅，毕节、龙泉、余庆三县未被攻克。参与镇压官佐近三千余人，从云贵总督至地方县令等有名有姓有记录被击毙者多达千余人，其中包括云贵总督罗绕典惊吓暴毙而亡，贵东道张锳、提督黄清源、提督宇文秀兵败暴毙营中，贵州提督孝顺兵败自杀，前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陶庭杰、前江南徐海道周焘、按察使衔黄润昌、按察使衔戴鹿芝、贵西道于钟岳、贵州提督佟攀梅、贵州提督赵德光、贵东道街兼知府鹿丕宗，及记名道员赵国澍、杨梦岩、邓子垣，记名提督荣维善、刘长槐、江忠珀、文德盛等一批骄勇悍将被击毙。

从咸丰年间为镇压贵州苗教各军，至同治十二年击败李洪基等余部苗军，贵州所花费军费共计三千六百二十七余万两白银，西南四省四川湖南广西云南援黔军费又由各省直接开支，四川约三千万余两，湖南约二千万余两，云南广西各约两百万余两，合计花费军费一万万余两。苗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一些成就但依然没有脱离旧式农民起义形式。

其一，军事思想上没有远大的目标只考虑当前眼下，极重乡土情怀导致固步自封，形成画地为牢，最后沦为困兽犹斗，及犯流寇主义，不注重维护组织生态系统之稳定与繁荣的思想或行为。《清史稿》中就已说道：“苗逆人众而心齐。又善枪法。好战。教匪之众不如苗。其强悍亦远不及苗。故教匪每恃苗匪以为援。而苗匪即乐得因教匪以为利。顾其中有不同者。苗人多画疆自守。且性疑多贪。其助教匪也。得利即去”，清军将领明确总结苗军的优缺点，支持苗军的苗民众多且能均呼应苗族起义领袖的号召，枪法好不畏战，但多画疆自守，贪负眼前小利没有远大的目标，甚至常常破城抢夺一番就走的流寇作风。

又据《平黔纪略》所言道：“黔为天下之最贫、贼亦天下之最劣”，又载“宝田军获贼尸，剖其腹，往往皆糠秕云”，长期的战争苗众军民得不到修养生息，加之黔地地贫，苗众军民饥肠辘辘，如乌鸦坡决战一役苗众军民饿死居多。太平军将领李文采，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驻扎大营盘时提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看法,建议苗军领袖张秀眉“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而苗军各首领的恋故短视未能采纳，导致数万苗众军民被围困饿死在乌鸦坡、牛角坡战役之中，在《湘军志》中载道：“苗寡存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壮者殆尽，贵东尽平”，《平黔纪略》概括咸同苗人起义则云:“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咸同贵州军事史》亦载:“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

其二，使用武器的代差，及清朝廷与帝国主义的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组建洋枪队，使用海外先进武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王韬 《弢园老民自传》：“其最要者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而苗民起义军的武器多为中国传统鸟枪，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上疏:“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远,居民商贾间蓄鸟枪以防不测。至苗蛮巢栖洞处,驱狼捕兽,多用鸟枪,俱勿庸查诘,以致惊疑”，可见鸟枪在贵州使用之广泛，但已经在当时的热武器潮流中明显落后，鸟枪需明火点火，装填射击慢，射程精度虽能击鸟但仍就不及洋枪，范景文撰《师律》中提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而当时的“洋枪”多指近代的线膛枪，对老式的“鸟枪、土枪”有着跨时代的优胜性。

引光绪十年内阁学士臣陈宝琛为法氛未易遽平上疏：“彼挟坚船巨炮精枪而来，微论断非土炮土枪及旧日师船所能敌。······同一洋枪洋炮，而炮位之巨细，枪机之灵钝，种式之新旧，药子之精粗有或异，则两船相遇，不足以冲突迎蹑，两炮相当，两枪相对，不足以摧坚及远，较准而争先，胜负之数，不待交绥而见矣”，可得知清朝廷对近代新式“洋枪洋炮”的优胜有极大的认知，并非“土枪土炮”能比。

又据杜宏春编著：《吴棠行述长编》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吴棠为英国人麦士尼授参将衔上疏：“苗逆惯用线枪，兼能及远。我军非精习火器，无以制贼之死命。前经饬局筹款余庆县民国历史，委员采办开花洋枪、洋炮等件，解交援黔各营，以利攻剿”，道员唐炯也禀称：“开花炮须洋人施放，方能有准，洋枪亦须洋人授以步法。曾派人前往汉口，延请英商麦士尼到营，尽心教习，备极精勤。前次克复黄平州等城，该商皆随提督刘鹤龄，身在前敌，计先后毙贼二百余名，屡著劳绩，等情。臣等查英商麦士尼，勤于教习，功效可观，且慕义向风，愿改遵我朝服色，效力行间，以枪击苗，无不应手立毙，尤属奋勉可嘉。合无吁恳天恩，府（俯）准将该商麦士尼赏给參将衔，并赏戴花翔，以示鼓舞怀柔之至意”。

自同治二年，清朝廷在江浙上海设立洋枪队，英国人麦士尼早先曾加入以戈登为首的洋枪队转战于江浙两省，两年间历经大小战役三十三战，镇压了江浙一带的太平军，后来随清军镇压贵州苗民起义，教授驻黔清军使用洋枪洋炮及战术，占领清平、黄平等城，并杀害苗民义军两百多人，成为清军的爪牙刽子手。

凌惕安著《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于役职官三千余人

四、最后总结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包括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实亡于内讧，据《湘军志》亦载：“六年（咸丰六年），与韦昌辉谋杀杨秀清，未发，秀清遣之出江西。昌辉败，独还江宁，杀秀清及其党二万。大开闻变还，昌辉并欲杀大开，大开走，因杀其母、妻。洪秀全又杀昌辉，而召大开。大开不敢还，遂为流寇，贪连大众，不能剽疾，避官军而行，党众恒数十万，故不能久屯踞。”，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高层内部争夺权利，天王洪秀全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二人联合欲除东王杨秀清，韦昌辉出江西先行一步，诛杀杨秀清及党朋二万人。并欲杀石达开，石达开知情不还，韦昌辉便杀掉石达开的家人。洪秀全又恐韦昌辉争权，尔后又调集军队诛杀韦昌辉及党朋。石达开见洪秀全为夺权早已利益熏心，只得率领余下部队西征，从此天平天国人心涣散走向下坡路。

贵州苗族起义军也同样续承了太平天国这项“内讧”传统，仅据《平黔纪略》记载贵州各苗军义军内讧或清军诱计导致交讧就多达四十余起，如1、“（咸丰九年正月）李春华自旧州招抚木老平诸寨。聂泽民方与苗贼交讧，春华乘间遣人入贼刺杀之。”；

如二、“（咸丰十一年三月）何得胜疾贾复清降，屠其家，复清愤，率众渡江，与守备卜登仲破大小卡及花牙贼，逼王卡，卜登友营江内为声援。”；

如三、“（同治四年七月）岩脚、羊场、木共诸苗、仲（布依族）交讧，遂各焚营去。苗回比德，廖天源（布依族首领，后和苗军火拼中被杀）亦死，仲夷余党回扁担山，走略大木冈、养马寨。”；

如四、“（同治六年十月）团首戴锡恩禀言：下河黑苗与潘三交讧于高木塘，潘三中创败走摆芒，黑苗再败之贵定，请乘机进军，扼莲花山、观音山，进规贵定，诚不可多得之时。”；

如五、“（同治七年四月）贵定苗、教交讧，多内乱。曾壁光奏以张文德督军规取龙、贵，留汪柱元在籍助之。”。

结语

《平黔纪略序》载曰：“威丰初，洪（洪秀全）、杨（杨秀清）突起，中原多故,无余力顾及边方而黔乱乃亟。初发轫于遵义，渐次遍于全省。杀戮之惨,流亡之酷，盖几有周遗靡之痛焉”。全国各地在天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相续爆发了捻军、会党、回民、苗民等起义.自咸同年间贵州苗民起义以来，虽贵州兵燹损失难以尽数，但贵州苗民起义仍然具有积极的时代前进意义，清朝廷为镇压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军早已精疲力尽，最终为封建腐朽的清王朝敲响警钟。

苗族图腾蝴蝶妈妈，象征苗族同胞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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