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寻根问祖”的前世今生

2023-10-16 17:05

夏商周社会更替史_夏商周社会更替史_夏商周社会更替史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现场

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其探索轨迹也因此颇具色彩，若干特征耐人寻味，值得重视。

一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奠定了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2]。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殷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3]，而“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出现”[4]。中国的青铜时代由是被上溯至殷墟时代。

至19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二里岗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5]，二里岗文化属于商王朝前期文化的观点被普遍接受。1959年，徐旭生等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6]。

夏鼐随后指出：“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存是属于夏文化，还是属于商代先公先王的商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我国的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虽已有了一些线索，但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才能得到解决”[7]。这相当确切地给出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由于考古学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由于在二里冈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尚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因而不能确认二里冈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显然，就早期王朝与族属的研究而言，早于殷墟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进入未知的领域[8]。

总体上看，直到1970年代，由于考古工作集中于黄河流域，受考古发现的限制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大致持一元起源的中原王朝中心说。在考古材料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围绕着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遗址的发现，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一般认为，商王朝或夏王朝是最早的国家，其中商王朝的考古遗存被推定在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之间，而夏王朝的考古遗存则被推定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之间。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9]。

要之，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10]。而19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11]。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中的“夏”仍属预设而非被证实。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总体上看，上述探索可以归为“单线进化论”阐释框架下文献本位的由已知推未知的研究范式。

二

大致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前期，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先导，中国学术界开始依据日渐丰富的考古成果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2]。其关注重点提前至尚属于“原史（proto-）时代”的夏代甚至“五帝”时代，即所谓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讨论尽管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但中心议题是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也即国家初现的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时间则不断被提前。

需指出的是，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把“文明（）”做狭义的理解和把握，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非文化（）的代名词。进而，多数学者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13]，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主要标志。

1970年代，唐兰通过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14]。基于1970-1980年代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前夜甚至进入了“国家时期”等观点。与此大体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与传说中的夏王朝或“五帝”时代林立的邦国相吻合，已进入初期文明社会[15]。

1980年代，苏秉琦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重要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红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古国的开始。随后，他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16]。但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大规模宗教现象和社会公共工程，是否就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即便在中国学术界也不乏异议。如果我们以国家的出现界定文明的形成，相关问题显然需做进一步思考。务实的考古学者也开始反思理论建构的不足对深化研究造成的影响。

就方法论而言，相对于文献史学者的纯理论探索，考古学者已经“悄悄地转向比较实在的资料研究中去了，这绝非意味着他们对这类问题丧失了兴趣，而是意识到，与其在这类笔墨官司上耗费时间，不如通过对考古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17]。

中国考古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多种认知模式。除“中原中心说”[18]外，还有“满天星斗说”[19]、“中国相互作用圈说”[20]

、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21]、“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22]、“新中原中心说”[23]等等。

“中原中心说”以外的其他各说，大致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其基本思路和结论是认为各区域的史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联系密切，大体连续进化，最终“百川归海”。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单线的“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则一直居于主流。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24]。由大一统的当代中国，追溯单一（含“多元一体”）的中原国家的起源，仍是目前的主流认识。即便良渚这样地处中原以外、在中原王朝文明诞生前数百年即告消亡的早期文明实体，都被认为是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心路历程，有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时，考古材料的变化导致解释上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25]。

三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考古学的基础工作基本上是从遗存出发做归纳性的探究。通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

按着这一路向，由西周王朝上溯到殷墟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尽管殷墟文化以前诸文化具体的族属和王朝归属尚欠明晰，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基础上的广域王权国家发展更替的大致轮廓被勾画出来。这一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用“月明星稀”来形容。如果我们把肇始期的“中国”，界定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权发达、广域辐射）的话，那么考古学上能够确认的最早的“中国”，只能是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

再往前，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呈现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态势。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26]，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27]。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28]，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这些兴盛一时的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显然，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众多区域性的政治实体都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以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为例，这个过早消逝了的、充满巫术色彩的巨大存在，显现出其与后来的中原文明在文化认同上的较大差异。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态势[29]。可以认为，考古学所揭示的良渚文明的庞大化和复杂化，以及其与中原青铜时代王朝文明间的“断裂”，不支持东亚大陆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

如果从事不同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当然不能把广大地域中拥有不同认同、分属不同组织的各个人类群团加以“捆绑”，与作为政治实体的其他文明古国做对比分析。良渚文明可以和埃及文明做比较，在前二里头时代，则没有一个“中国文明”可以用来做这种比较研究。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呢？如前所述，其认知脉络分布于东亚大陆宜于农耕区域的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是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死亡，其诞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从精子与卵子相撞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诞生，也是这个生命诞生的前提。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同时夏商周社会更替史，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式的单线进化论；甚而，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如前所述，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连续”发展的过程中有“断裂”现象。除此之外，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的，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如果说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实体的“青铜中国”之前，还有一个“玉石中国”或“彩陶中国”的话，那后二者中的“中国”，显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当然，对曲折而复杂的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

四

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30]。关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建设严重不足，就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秉琦给“古国”所下的定义“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认为“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31]。在相关理论、概念未经充分讨论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缺乏公认的话语平台，歧见纷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国家起源进程的特殊性，意识到从后世文献的珍贵史料中汲取本土“话语”可能更近于史实，在本土的研究实践中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这是难能可贵的，有望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全球国家起源的研究有所贡献。国家起源研究本来是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不畅甚至存在隔膜，在具体研究中也就难免有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倾向。一些特有概念如“古国”、“方国”、“邦国”等如何与“酋邦”、“早期国家”等人类学或历史学概念对接夏商周社会更替史，都是需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酋邦（）”概念在欧美以及中国学界尽管仍存争议，但用其表示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作为由大体平等的社会到国家社会的中间环节，大致不误。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普遍采纳这一概念，大多仍持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两段论，导致论证上的简单生硬。

中国的传世文献，最早为东周至汉代的作品，彼时已是成熟的国家社会。在其追忆上古事迹时，多将当时很可能属前国家社会的政体称为“邦”、“国”之类，本土学者追溯国家起源，每每望文生义，牵强比附。同时，前述中国国家起源的上限不断被提早，认为可以比肩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著名学者直言“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32]，都具有较鲜明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所谓文明与国家起源，一般早于当地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文书问世的时代。因而，毋庸置疑，对历史时代之前也即史前或原史时代的研究，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乐观地看，“考古学家开始从研究社会的角度，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语言去描述考古学学科的语言，这是考古学学科前进的体现；与之相应的是，历史学家、政治学、社会学家采用考古学材料去完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构建与修订相关概念，也体现了考古学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早期国家的核心与导引”[33]。但考古学探究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只能通过对“物”也即文化现象、文明要素或曰其物化形式的发掘、记录和观察入手，而对国家的分析界定，多涉及制度层面，显非考古学的强项。一方面，这些遗存是断片的、非系统的甚至是蛛丝马迹；同时，文字文书的阙如，增大了探讨研究的不确定性。

考古学通过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适配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自警自惕的。

[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2]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3]李济著，苏秀菊等译：《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6]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7]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考古》1962年第9期。

[8]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9]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0]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2]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大公报出版，1978年。唐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7]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8]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19]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0] K. C. Chang, The of China ( ), New Haven: Press, 1986. 较早的中文译本，见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2]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