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三十余年的史学，是中国近代后期史学。它一方面与“新史学”思潮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学相衔接，一方面逐步显示出自身的独特面貌。这时期史学的特点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治史者追求“科学”的历史学。西方史学的引入强化了史学学科独立意识，历史研究中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新史料的重视与利用、对史学“求真”观念的强调，使民国时期史学的发展以历史考证为主流。唯物史观史学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

第一节 史学观念的转变与西方史学的引入

一、新文化运动与史学观念的转化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是民主与科学。提倡民主，带给中国史学的是启蒙。提倡科学，带给中国史学的是理性。

·新文化运动促使历史学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上的转化。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前后，经学的衰落与终结，使得史学有可能进一步摆脱经学的羁绊；民主与科学的深入人心，使得史学以主动的姿态要求学科的独立。

二、各种西方史学观念的引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一个空前开放、活跃的时期，中国史学又迎来了一个引进、学习西方史学的高潮。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输入途径是多样的。

•被输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无论日本的还是欧美的，在中国都产生了影响。新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同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一样，成为科学史学观念的重要内容。

三、新的史学体制的形成

•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高等院校中被设置为专门的教学系或研究院，成为新的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教学体制中的课程设置的建立健全，不仅使各级历史教学内容得以规范和丰富，也成为现代史学的学科研究格局的基本框架。

·史学刊物的创办与发行，也成为及时传播史学研究成果、发布史学研究动态的新方式。

第二节 新历史考证学的成就

一、新史料的发现

•甲骨文、敦煌写经、汉晋简牍、明清内阁大库档案20世纪初的四大史料发现，以及史前遗址的发掘、用少数民族或域外文字书写的各类文字史料、上古时代的金石铜器等器物和镌刻其上的铭文等，都大大扩展了史料范围。新史料的发现和使用，改变了旧的史料观念，促进了中外史学交流，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因新史料而出现的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等新学科成为国际显学。

二、王国维的古史考证成就及其“二重证据法”

•用新史料和新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影响最大的是被誉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

•王国维的古史考证研究直接受益于殷墟卜辞等新发现的史料。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涉及商周史、西北史地、蒙古史、汉唐史、宋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大部分成果汇集在《观堂集林》中。王国维在研究中实践并总结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古史新证》

三、胡适、傅斯年的史学方法论

•胡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从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思路出发，他在哲学、文学、史学诸领域均有涉猎。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影响最大、开史学新风气的著作之一。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

·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科学方法”等号召，在当时也存在一定争议，在今天亦须客观地给予评价。

•傅斯年：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的研究成绩和人才培养，与傅斯年的组织与领导密不可分，也与傅斯年的学术主张直接相关。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可以看出其回归历史学实事求是基本功能的诉求，是将历史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努力，也反映了现代考古学的迅速兴起使史料范围的扩大和史料观念转变对历史学的影响。然而，史料和史料学毕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提法本身也有其偏颇之处。

四、陈垣、陈寅恪的史学成就

•陈垣：“古教四考”“宗教三书”

•陈垣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史源学和校勘学等方面均有开创性成就。

•陈寅恪痛惜中国学术的落后状况，认为这是关系到“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研究历史、评价古人及其著述，陈寅恪强调“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当为中国中古史时期。他在佛教史考证、唐史研究、诗史互证、六朝史论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属中国中古史范畴。

五、新历史考证学的贡献与局限

•第一，新历史考证学以史学“求真”为学术目标，以整理、运用新史料为主要特点，以“科学方法”为串联中西史学的纽带，以归纳、阐发考证方法和学术理念为显著特色，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程中率先迈出坚实的一步。

•第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学科，扩大了历史考证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精湛的考证成果为历史撰述打下了基础，历史考证与现实也有一定关系。

·第四，一批以历史考证见长的史学家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重要研究力量。

历史考证学以其严谨、扎实、广征博引、实事求是的研究手段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历史考证毕竟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对史料的考证、弄清史实也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仅凭历史考证还难以做到对宏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还难以上升到对客观历史的一般性认识的层次。历史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

第三节 史学变革中的多种趋向

一、梁启超后期的史学建树

•以1918 年底至1920 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为界，可以将他的一生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

•《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过程，评价了三百年间众多主要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既勾勒出了学术思想演变的脉络，又对重要学者和论著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基本的学术理念是西方史学思想，而论述内容则是中国古代史学资源。在各种学问中，梁启超最重视的是史学。

二、顾颉刚的“层累”说与古史论战

•从根本上说民国历史时期的花钱，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形成，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使然。顾颉刚的疑古学说，打破了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信史、实则充满了历代的传说、神话和杜撰成分的古史系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

•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顾颉刚因考辨古史而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深感问题太多，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在教授“中国上古史”时亦感古代地理研究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史学的发展。

三、柳诒徵、吕思勉、钱穆的史学

•柳诒徵：《历代史略》《国史要义》。所谓“国史”，专指传统意义上的史或史学，全书以归纳传统史学理论范畴、阐释国史要义为主体，虽难掩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但通篇以中国史学资源为素地。

•吕思勉的史学，既具有传统史学的著史特征，又反映出近代史学的诸多特点，在著述体裁、史料运用、治史方法、历史观点等方面合新旧史学于一体，以淹博的学识，完成了数量宏富的历史著作。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

第四节 新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史学

一、少数民族史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整理

•民国时期，“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边疆危机则使人们认识到建设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必要性。

•政府机构的调查，如内政部发放《现有土司调查表》《现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西南边民调查表》进行调查，对川、康、滇、黔四省当时所存土司进行调查。

·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调查。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民国历史时期的花钱，在20世纪民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调查都是按照现代民族学的调查规范进行的，撰写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详细地记述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等；

•第二，培养了大批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人才；

·第三，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20世纪民族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学者对少数民族的文献也进行了搜集与初步的整理研究：

•一是对传世的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进行辑佚、汇编、校勘、考释；

•二是对调查所得的少数民族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三是对少数民族碑铭进行译释；

·四是对国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进行了评介、编译

二、多种少数民族史撰述

•梁启超、王国维是20世纪较早以新观念、新方法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

•关于各少数民族研究的论著。

·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十余种综合的民族史专著，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家对中国民族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吕振羽 《中国民族简史》）

思考题：

•１、民国时期历史考证学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有何主要成就？

•２、如何评价胡适、傅斯年的史学建树？

•３、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意义是什么？

·４、简述陈垣在历史考证学方面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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