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文化价值及现代意义论析（摘要）
2023-05-30 12:06
诗经文化价值及现代意义论析 [摘 要]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诗经；文化价值；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9-0118-03 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有极大的冲击，也改变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要文化创新，而且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精神，重铸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在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诗经》的文化价值 继承传统，传承文明，弘扬民族精神，《诗经》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近500年间的305篇作品，其丰富的内容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在当代具有多学科的研究性质。
《诗经》是儒家的“圣经”，文学的“圣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 首先，《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单纯的诗歌总集，而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艺术的升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典籍。中国古代诗歌从原始歌谣到《诗经》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原始歌谣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二节拍样式，倜易》卦爻中遗存诗歌的起兴手法，为《诗经》提供了最直接的创作经验。而“诗言志”的古老诗歌观念和原始歌谣诗舞乐三位一体的特点，对《诗经》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诗经》的产生，既不同于原始神话的集体无意识，也有别于原始歌谣宗教咒语“蜡辞”，而是更多融进了善恶是非的道德评判和对审美意识的明确追求，用实践理性精神发挥着诗歌“言志”“载道”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到，《小雅?采薇》“靡室靡家，?N狁之故”，深切体现出不顾个人生活而保卫祖国家园的爱国情感；《唐风?鸨羽》“王室靡?O，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抒发了对父母兄弟的牵挂和关切之情；《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其忧患意识是何等的深重；《周颂?敬之》“敬之敬之，无维显思，命不易哉。
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集中反映出周人“敬天保民”、的人文精神：这些作品中蕴含的爱国情感、友情亲情、忧患意识、人文精神等，具有原创性的意义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人格和灵魂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诗经》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教课书，起到了教化万民的作用，即所谓“诗敦”。《诗经》被视为“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文本。《诗经》本身既是诗歌，也是历史；是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也是社会生活的教科书。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话并不是对《诗》作用的夸张，而恰恰是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对《诗》的意义的正确评估。“兴”，就是触发联想，“观”，就是情感激发，“群”，就是和谐社会，“怨”，就是讽谏。“事父”、“事君”就是礼教政治中“孝”与“忠”的体现。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积淀知识，为社会培养“君子”的必要手段。因为《诗经》以其包孕题材的广泛和文化内容的丰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周文化精神，的确可以进行深刻的思想开掘。而《诗经》又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可以使人不是在枯燥的说教中，而是审美的愉悦中达到受教育的目的。
再次，《诗经》在周代社会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总集，而是周代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的艺术表现，是中华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周代贵族的“君子”人格、仪表风范、文化修养，周代社会的礼乐精神和宗法制度等，都在《诗经》中有所表现。《诗经》中的燕飨诗在礼乐文化方面最为突出。通过欢聚宴饮的活动场面，达到了遵循燕飨礼仪、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的政治功能作用。《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彤弓》：“彤弓??兮诗经与当代社会，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群臣赞美周王，并向周王进谏治国之道，周王称赞群臣品德高尚，并给群臣赐赠礼品。燕飨之礼不仅有具体的内容，而且还有礼仪的规定与道德修养，要“彼交匪敖”(《小雅?桑扈》)、“饮酒温克”、“各敬尔仪”(《小雅?小宛》)，温文尔雅，谦恭有礼，反对饮酒的骄奢淫佚、丑态百出的违礼现象(《小雅?宾之初筵》)。在礼制之下，周人对“君子”的人格风范都有具体的描绘。《大雅?燕民》对周宜王卿士仲山甫的歌颂与赞美，能体现一种人格精神：“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关于此类，《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小雅?采菽》等，都是歌颂仲山甫、方叔等人的“君子”品德和文化修养的。 《诗经》更有文学价值。从它的编定到流传，就已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抒情言志的民族文化传统，无论是公卿大夫的诗作，还是下层平民的歌咏，诗歌直面现实生活，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春秋公羊传》宜公十五年何休注)。 《大雅?民劳》有公卿对时政的关心，《豳风?东山》有士兵对家乡的怀念， 《王风?君子于役》有思妇对行役丈夫的忧盼，《郑风?子衿》有女子对恋人的痴情， 《郑风?潦洧》有民情风俗中的男女互答，《豳风?七月》有对“农夫”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描写与叙述，《周颂?丰年》则是秋收后祭祖的乐歌。这些绚丽多姿的生活，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从世俗里看社会，从个体中看群体，从生活中看历史，这就是《诗经》所奠定的中国诗歌的文化传统。同时， 《诗经》也确定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风雅”和“比兴”的艺术原则。“风雅”作为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作为另一条重要的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从刘勰、钟嵘以来的诗人、文学批评家对此都进行了探究与总结，并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两条艺术创作和批评原则，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时至今日，《诗经》的“比兴” 手法，还对当代诗歌具有借鉴作用。在诗歌语言形式上，《诗经》形成的四盲诗的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它发端于古代歌谣，后世不断沿用，曹操、嵇康、陶渊明等都有优秀的四官作品。而且，四言形式对其他文学样式也产生影响，楚辞体与四言有不解之缘，汉大赋的基本句式是四六盲，汉乐府也有大量的四言存在，六朝的骈文、骈赋也是四言诗的变体，后世的五言诗就是《诗经》四言诗的发展。不仅如此，四言诗在章法结构、押韵、双声叠韵词的运用诗经与当代社会，以及诗歌的节奏之美方面，对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诗经》文化精神的现代意义 《诗经》这部文化经典，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极为突出的意义，它能使我们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增进人伦关系中的亲情友爱，能激发我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能从吟诵作品中体味到“中和”之美的巨大魅力，这一切，都是当代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 第一，《诗经》中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郁的友爱亲情，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浓厚情感：《诗经》中的爱国情感、根植于周代社会宗族意识之中，反映了周代社会人们强烈的宗国情感，《卫风?载驰》，抒写了许穆夫人的爱国之情。
《秦风?无衣》则是战士在国家面临强敌压境时而唱出保家卫国的战歌。《卫风?伯兮》，《豳风?东山》、《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六月》、《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何草不黄》等，都是周人戍边保国的生动写照和爱国情感的突出表现。 《诗经》中的爱国情感是与宗国情感和伦理亲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祭祖诗《周颂?载芟》、《周颂?维清》、《周颂，桓》、《周颂?武》等，《大雅，文王有声》、《周颂?雍》，以及《大雍?生民)、《豳风?七月》等诗，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周人对祖先的敬仰，勾通了与祖先之间的宗族血缘情感，形成极强的宗国意识，内化为周人最真挚的情感，它根植于故土，情深于亲人，升华为爱国，从而使《诗经》处处充溢着伦理亲情，充盈着中华民族的博爱精神。“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小雅?蓼莪》)的父母之爱，“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的兄弟之情，“我送舅氏”(《秦风?渭阳》)，“展我甥兮”(《齐风?猗嗟》)的舅甥之爱，“嘤其呜矣，求其友声”(《小雅?伐木》)的朋友之情，“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常棣》)的和睦温馨爱情。《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和友爱亲情，超越了时代局限，已经升华、融汇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表现的内容不同，但以重亲重孝、爱国爱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却没有改变，并将以其崇高的精神品格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之所以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这种爱国爱家的精神是民族的魂，民族的根。我们当代社会面临许多挑战，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背后，有许多消极的因素，道德规范、理想信念等也都不尽人意，特别是在讲求诚信、注重亲情、遵守社会公德方面，更需要用《诗经》的人文精神进行教化。而我们现在进行的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就要有热爱国的思想情感和历史责任，《诗经》中的爱国精神、伦理亲情仍然需要发扬光大，这正是《诗经》文化精神的不朽之处。 第二，《诗经》中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力的基石 所谓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理想与现实冲突中否定意识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情感状态：群体意识是它的核心，理性自觉是它的主导，强烈的时代感是它的基本特征。《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是在原始思维意识基础上升华的关心国事、抨击时政、忧国忧民的一种情感，表现出“哲人”关注周室命运、民众苦难和忠贞爱国的崇高品质。《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民之无辜，并其臣仆”。
《王风?黍离》反复哀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小雅，北山》、《小雅?节南山)、《小雅?十月之交)、《小雅?雨无正》、《小雅?巷伯》、《小雅?巧言》，《小雅?小曼》等，从各个方面表达了诗人们的正直、孤独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诚然，这些作者大部分是贵族文人，所关心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但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代，升华为对国家拯救的情怀，融炼为正道直行的济世热诚。后世的知识分子在充当道义的呼唤者和民意的同情者时，正是汲取了《诗经》的思想文化精华。面对当今社会的纷纭复杂，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忧患意识仍然十分需要。在国际关系中，还要看到西方少数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对我国的敌视、渗透；在经贸关系中的设限、歧视等；在国内经济建设中，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还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中存在着许多矛盾，这种现实，更需要居安思危，发奋图强，时刻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远大目标。 第三，《诗经》中呈现的“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亲和力的艺术升华 “和美”的文化精神，来源于《诗经》，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圭臬。《诗经》是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造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农业劳动中对大自然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触景生情，感物而动”，把大量动植物作为吉祥、美好、幸福的象征，赞美自然界充实旺盛的生命力，给人以审美的快感和动植物文化的美学意蕴。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使诗歌产生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这些内容，在《诗经》中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而正是如此，后世的阅读者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念，恪守了“中和”原则，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诗经》“中和”之美，同样对当代文学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有重要启示。《诗经》作晶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均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中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也是对当代创作中冷漠现实、疏远百姓、缺乏人文关怀的最好诊疗。《诗经》作品的浓厚内涵，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陶冶人们的性情，也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第四，《诗经》中肯定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表现出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诗经》中人的意识在觉醒，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主体的存在，《曹风?蜉蝣》就是典型的代表。
《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现自我、抒写自我、表达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乐等各种社会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诗经》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的《诗篇》要丰富得多。它的主题不是宗族性的，只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不像荷马的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人的生活，人的情感，既熟悉又亲切，使人看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象《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和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在我们今天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尊重主体，以人为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展现个体的智慧和力量，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也弘扬了《诗经》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陈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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